编者按：在2025中国未来金融峰会期间，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张礼卿在主旨环节发表了题为“中国应对全球贸易冲击的政策选择”的演讲。在演讲中，张礼卿指出：特朗普的对等关税引发全球关税战，正在对全球贸易格局产生重大影响，经济全球化退潮或成为长期趋势。中国除了合理反制、加快技术进步，加强与其他国家的经贸合作，继续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改革以外，更为重要的是要加快结构性改革和扩大制度性开放。
中国应对全球贸易冲击的政策选择
一、关税战阴影和经济全球化退潮的新阶段
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4月份发布的最新一期《世界经济展望报告》分析，特朗普4月2日宣布的全球对等关税政策使得美国对所有进口商品征收的有效关税税率达到了过去100年来的最高水平，超过了美国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实施后的水平。5月12日，中美经贸高层会谈取得超预期成果，全球市场深深吸了气，觉得关税战有了缓解希望。但是，5月23日，特朗普又以与欧盟谈判无进展威胁，自6月1日起对欧盟加征50%的关税。5月30日，又宣布对钢铝产品的进口关税从25%加征至50%。这些再度引起市场对关税战能否得到缓解的担忧。
中美贸易战的前景并不乐观。据大致测算，中国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平均关税最终可能是50-74%。具体构成是：（1）基准的对等关税10%。这是特朗普设定的对所有国家的对等关税；（2）2月初，因所谓芬太尼问题加征了20%；（3）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发起的中美贸易战第一阶段，美国对中国的加征关税接近20%。这三部分加起来差不多是50%。目前，双方正在针对5月12日后美国宣布暂停征收的24%进行谈判。预计最终的平均关税水平有可能在50-74%之间。值得指出的是，即使是50%，也远超2017年的3.1%，是改开以来甚至190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
全球关税战持续发展将会对全球贸易格局产生怎样的影响？著名的国际贸易学者 Richard Baldwin 近日在一份报告中指出了三种可能的前景：
多边主义遭遇削弱，但区域性协议和 WTO 的规则及相关措施仍然会在一定程度上发挥作用，支撑处于消退期的经济全球化。
地缘政治摩擦持续发展，导致全球商业活动分裂为相互竞争的经济集团，也就是经济集团化，WTO体系基本死亡。
没有美国参与的再全球化。由中国、欧盟、东盟和其他南方国家等经济力量继续推进经济全球化，努力维持一个没有美国参与的 WTO体系。
前景存在不确定性，总体上不乐观。以上三种情形，无论哪种情形发生，都意味着经济全球化的进一步退潮，只是程度有所差异而言。全球化退潮其实早在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结束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过去十多年，全球资本流动的速度显著放慢，国际贸易的增长速度在大部分年份均低于全球GDP的增速。英国脱欧、特朗普上台后大肆挥舞关税大棒，使全球化退潮的速度明显加快。特朗普2.0的对等关税只不过是经济全球化退潮的最新发展。
经济全球化退潮大概率将会是一个较为长期的趋势。为什么？其根本原因在于全球治理存在赤字。全球化的深度发展，必须有全球治理的不断升级作为支撑，即各国在财政金融、货币汇率、收入分配甚至移民管理等领域进行有效的协调和合作。否则，由于全球范围内利益分配失衡的不断累计，加上民粹主义的推波助澜，全球化所面临的挑战注定会不断增加，一些国家对于全球化的态度也会越来越明显地转向负面。历史经验表明，经济全球化潮起潮落，交替发展，与全球治理供给能否适应全球化发展的需要有很大的关系。从目前看，如果不能有效提升全球治理水平，经济全球化在短期内很难回到历史上曾经有过的黄金时期。
经济全球化难以恢复的另一个原因是，很多国家已经将安全置于效率之上。美国在这方面的转变最为明显。早在2023年，拜登时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沙利文在布鲁金斯学会就发表了一个著名的演讲，认为新自由主义的经济理论已经过时，国家安全高于经济效率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为此，美国必须旗帜鲜明地实施产业政策。特朗普的白宫经济顾问史蒂芬•米然（Stephen Miran）在其2024年11月发表的一份报告中指出，现行的全球贸易和金融体系造成了美国经常项目逆差持续扩大和制造业外移，进而危及到美国的国家安全，因此，必须通过加征关税等手段来扭转这一态势。尽管我们知道米然的论调并没有说服力，加征关税对于解决贸易逆差、制造业空心化和日趋扩大的政府债务问题作用极为有限，但其关注国家安全的出发点却是十分明显，且不应当被忽视的。可以相信，这一新的政策思维，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主导美国的对外经济政策。
再有，地缘政治局势持续紧张，局部战争此起彼伏。俄乌军事冲突已经持续三年多，何时结束尚难预料。中东局势持续动荡，不排除再度失控升级。一旦爆发更为严重的战事，霍尔姆斯海峡面临关闭危险，全球三分之一的原油运输将被迫中断，原油价格和金融市场势必发生剧烈动荡，世界经济陷入“滞涨”的风险将显著增大。从长期看，这些地缘政治和军事方面的持续冲突，对于全球经济贸易增长甚至世界和平，都将是巨大的挑战。
二、中国应该如何应对？
面对贸易摩擦加剧和经济全球化进一步退潮的可能前景，我国需要有理、有理、有节的原则下进行理性反制；需要加快技术创新和进步，从根本上解决“卡脖子”问题；需要继续加强与欧洲和全球南方的经贸合作，实现市场多元化，增强应对能力；需要积极推动全球经济治理框架的改革等。与此同时，更需要通过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积极做好自己的事情。对我国来说，关税战和经济全球化退潮，是一次难得的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好机会，不应浪费这一难得的机遇。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我国经济的外贸依存度从2007年最高时的67%下降至目前的33%左右。这显示我国经济增长模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正在从一个高度依赖进出口贸易、依赖外需的国家，转向更多依赖内需和国内市场的国家，成绩可谓巨大。但另一方面，也需要看到，我国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仍然比较高。与同样具有大规模国内市场的美国相比，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大约高出了13个百分点。去年，我国的贸易顺差还达到了创纪录的1万亿美元以上。面对特朗普关税冲击，特别是经济全球化有可能呈现进一步退潮的趋势，过高的外贸依存度势必会使我国经济在整体上遭遇持久并且更为严峻的挑战。
应对挑战，需要多措并举。时间关系，我主要说一下其中非常重要的两个方面。一是加快结构性改革，以便有效扩大内需；二是扩大制度性对外开放，实现外部均衡特征的转变。
第一，加快结构性改革，切实有效扩大内需
为了保持既定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需要有效地扩大内需。疫情以来，为了扩大内需，决策层出台了一系列宏观经济刺激措施，包括增发特别国债、地方专项债和超长期特别国债，降低中小企业税费负担等积极的财政政策，以及降准、降息等适度灵活的货币政策。这些举措对于扩内需、稳增长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但总体上看并未完全达到预期目标。
应该看到，扩大内需仅仅依靠宏观经济政策刺激是不够的，必须辅之以各种结构性改革举措。内需不足有时候源于周期性因素，但更多的时候则是源于跨周期的结构性因素。目前在我国，无论是消费不足还是投资乏力，都有深层次的结构性原因。加快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扩大其覆盖面，可以有效地降低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倾向，从而扩大其消费意愿和能力。通过公共财政体系和初次分配制度的改革，可以大幅度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从而从根本上有效提振消费。通过进一步降低中小企业的税费负担，提高其利润水平，也有助于提高整个社会的工资水平，从而提升居民消费。
由于在市场准入、公平竞争、融资安排和法律保护等方面遭遇一定的差别性待遇，部分民营企业投资信心不足，对扩内需和保增长产生了不利影响。加快结构性改革，更好的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创造更加公平、更有活力的市场环境，消除企业进入和退出市场的不合理障碍，减少政府对企业的不必要干预，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将会有效地提升民营企业的投资需求。
结构性改革不仅对于有效扩大内需至关重要，而且也有助于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研究显示，2022-2037年期间，如果中国能够成功进行结构性改革，那么，就可有效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从而延缓我国经济增长放慢的趋势，即从2022年的4.5%下降至2037年的4.1%；否则，2037年的增长速度将下降为2.4%，比成功进行改革的情形下低了1.7个百分点。
第二，扩大制度性对外开放，实现外部均衡特征的转变
近年来，中央反复强调扩大制度性开放，其核心内容就是通过积极推动“三零”（即零关税、零壁垒和零补贴）目标的实现，不断降低外国商品和资本进入国内市场的限制。面对特朗普关税冲击和经济全球化退潮的趋势，坚持扩大制度性开放，不仅彰显我国在捍卫多边主义和维护经济全球化的积极态度，而且对于加快形成“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通过高水平的制度性开放，中国可以继续深度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同时为国内经济增添活力。当更多的外国商品和生产要素参与到国内的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过程之后，我国超大国内市场规模的优势也会得到更好的发挥，国内经济大循环也将变得更有效率。此外，扩大对外开放还可以提高国内市场制度、规则和标准的科学性、合理性以及国际接轨程度，从而为国内经济大循环提供制度设计上的借鉴。
过去几年，我国在扩大制度性开放方面做出了重要努力，也产生了一定的成效。2022年1月1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简称RCEP）成功启动，成为推动我国贸易自由化的重要途径。同年8月，我国成功加入了《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作为跨国界的数字经济合作努力，加入该协定对于加快营造开放、安全的数字治理环境，促进我国的跨境数字贸易发展将会产生重要的积极影响。2020年12月，我国还与欧盟之间成功就《中欧投资协定》达成一致意见。虽因未能在有关国家的立法机构获得批准而被迫搁置，但未来仍有再次启动的机会。
当然，扩大制度性开放还需要做出更多的努力。2021年9月，我国就正式提出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但至今仍然存在不少障碍。究其原因，不排除存在地缘政治方面的影响，但我国在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国有企业改革等方面与CPTPP的有关规则确实还有一定的距离。另外，我国的对外金融开放程度也还比较低。如果以一国对外资产和负债总额占GDP的比重作为衡量指标，我国的金融开放度仅为OECD国家平均水平的16%。在确保金融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加快推进资本账户可兑换的进程，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也将是制度性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
降低进口壁垒，扩大商品和服务的进口自由化，自然会对我国的外部经济均衡产生一定影响。长期以来，尽管没有明文规定，但在事实上鼓励出口和限制进口、保持贸易顺差一直是我国国际收支管理的主要政策取向，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保持了经常项目和资本与金融项目的双顺差，从而导致外汇储备大幅度积累。这一政策取向以及由此形成的外部均衡特征，与改开后30年我国出口导向型增长模式相适应，也是这一时期高速经济增长的重要政策支撑。但是，随着经济发展阶段的提升、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以及高质量经济发展远景的提出，我国国际收支管理的政策取向和外部均衡特征应该发生相应变化。简言之，不必再以贸易顺差为追求目标，甚至应该容忍一定规模的贸易逆差存在。适度的资本净流入和经常项目逆差相匹配将成为我国外部均衡的新特征。这样的转变，不仅与扩大内需的目标相适应，有助于提升消费水平和改进消费结构，有利于更好地利用外国资本促进国内经济增长，也有助于推进人民币国际化。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主任 张礼卿
编辑：周鹤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