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依德：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回顾与启示
【编者按】2024年12月18日，由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和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联合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协办的“第十一届亚太经济与金融论坛”在北京成功举办。本届论坛主题是“应对全球金融治理新挑战：布雷顿森林会议80周年反思”。会议特邀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乔依德发表了演讲。本文根据演讲内容整理，经本人确认。
布雷顿森林会议通常以宏大的叙事呈现，但从较小的视角审视会议的筹备以及进行过程的细节，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其历史背景和对当前的启示。事实上，关于国际货币体系改革的讨论远早于会议的召开。早在1941年，凯恩斯和怀特分别就开始对此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研究。更早一些时候，德国提出了以其经济部长沙赫特命名的计划，并提出了“欧洲清算联盟”的设想，凯恩斯在研究后高度肯定了这一计划，这一观点后来也对布雷顿森林会议中的讨论产生了影响，成为国际货币体系设计的一个重要参考。
尽管布雷顿森林会议主要由美国和英国主导，但其他国家在会议中的积极参与同样值得关注。比如，美国和英国最初提出将解决战争债务问题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职能之一，然而这一提议遭到了大多数参会国的反对。最终，美国和英国不得不放弃这一设想。另一个例子是关于国际收支的讨论，尤其是如何划分资本项目与经常项目。在这一问题上，苏联和法国主张将侨汇纳入资本项目范畴，并建议加强对其管制，而中国、印度、荷兰等国则强烈反对这一提案并最终得到了会议的认可，展现了当时国际经济关系中的复杂性与多样性。
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中，中国的参与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当时的国民政府派遣了由33人组成的代表团，人数仅次于美国的44人，其中包括政府代表、顾问及技术人员。值得令人感兴趣的是，代表团中出现了几位引人注目的人物：一位是中国银行的董事贝律铭的父亲贝祖贻，一位是胡适，已卸任驻美大使，作为代表团的顾问，还有后来在人民共和国任要职的冀朝鼎任代表团秘书长。1944年11月14日，周恩来在重庆会见了美国财政部官员，明确表达了中国战后最大的需求是吸引外资，并强调中国必须加入国际金融组织。美国方面对这一表态的解读是，中国共产党支持中国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形成与演变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启发。第一，国际重大事件将会对国际货币体系产生重大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金本位制度崩溃，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则催生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布雷顿森林会议正是在全球战争的背景下进行的，这种危机感促使各国加强合作，推动了新的国际货币体系的形成。第二，前瞻性思维的重要性。美国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的短短一周后便开始思考战后的国际货币体系，这一前瞻性的举措值得深思。尽管战争仍在进行中，但美国已经在为战后全球经济秩序的构建做准备，体现了战略性的远见。第三，份额分配的重要意义。会议中的份额讨论成为争论的焦点，几乎导致了会议的崩溃。美国提出的份额方案遭到多国反对，最终在凯恩斯的推动和各国代表妥协下才得以解决。即使在今天，份额分配仍然是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重要问题，尽管会后很多国家的份额有所增加，但整体结构未发生根本性变化。
尽管布雷顿森林体系在实际操作中存在诸多问题，但它依然为全球经济提供了有益的公共产品。如果没有这一体系，今天我国的对外开放可能无法实现。目前，我国的金砖国家开发银行（NDB）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并非要取代这一体系，而是作为补充。正如我一直强调的，这些新兴金融机构的设立并非为了替代现有国际体系，而是为了填补现有体系中的空白，以适应全球经济发展变化的需求。
编辑：周鹤罡
初审：陶坤玉
审核：彭俞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