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在《中国与世界经济》编辑部 、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 、日本庆应大学环球卓越研究中心的协助和支持下 ,于 2010年12月13～14日举办第四届“ 亚太经济与金融论坛”。来自美国、日本 、韩国 、泰国 、印度尼西亚 、中国香港 、世界银行以及国内高校 、科研机构 、金融机构的学者 、新闻媒体共 200 余人 ,围绕会议主题进行广泛而深入的讨论 。

一 、全球经济复苏的可持续性
 世界银行驻京代表处高级经济学家Louis Kuijs先生考察了全球经济复苏的情况 ,他认为世界各国已走上经济复苏的道路,但不同类型的经济体存在很大的差异,高收入国家会有一定的增长但不会太快,发展中国家会有非常快速的经济增长，新兴市场经济体会非常强劲。在亚洲内部不同经济体的经济增长速度也不同，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在经济增长方面表现非常好，比较小的经济体更多的依赖外贸促进国内的经济增长,如泰国 、韩国等。泰国国立法政大学 Bhanupong Nidhiprabha 教授探讨了泰国经济复苏中出口恢复的有关问题,他认为泰国经济的复苏不是财政刺激计划的结果而是出口复苏的结果,而出口的恢复取决于中国和印度的增长。他指出, 泰国股市的泡沫是在房地产价格泡沫出现之前出现的,股市是先行指标,如果股市上没有泡沫 ,房地产也是没有泡沫的。因此,泰国央行开始提高利率 ,但是泰国现在的主要利率是2%,实际上2%是名义利率 ,实际利率为负 ,利率还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华盛顿大学经济学王家骁教授对比了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这次金融危机主要的波及地区 ,前一次波及的主要地区在亚洲，后一次波及的主要地区在亚洲以外 ,但在两次危机中中国均保持了快速的经济增长。他指出,依赖增加投资和增加政府的支出对于经济增长不是特别有效,增加国内需求对经济增长将会更加有效。王家骁教授认为亚洲经济体之间越来越相互依赖，主要是通过内部贸易量的增加和资本的流动增加造成的 ,其中中国与亚洲其他经济体的经济融合非常成功。他还认为中国需要继续刺激国内需求 ,需要继续实行贸易自由化，要尽最大努力恢复多哈回合谈判。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教授指出,次贷危机给全球带来的最深刻的变化就是全球经济增长的重心在转移,新兴国家在全球的经济增长的重要性在上升。由于存在债务危机和人口老龄化问题 , 世界经济的复苏具有非常大的挑战。他认为中国是幸运儿,中国以不到十年的时间使整体处于破产边缘的证券行业和银行业得到了根本性的改观,而且中国对外资外贸的依赖程度被外界和中国人自己严重高估了。同时,他认为中国的短期增长是没有问题的,但在长期增长方面面临着一些问题,中国不得不在未来十年大幅度地完成它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转型。中国的短期经济增长是没有问题的,2010 年的增长大约在10%, CPI大约3.3%,2011年增长至少在9.3%～9.5%,CPI大约在4%左右或者略低于4%。在未来中长期时间,中国有能力使得经常账户盈余大概不超过 GDP的3%,甚至更低。

二 、美国二次量化宽松政策的经济后果与中国的政策选择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张礼卿教授分析了美国第二轮量化宽松货币政策(QE2)可能产生的后果,一种是如果因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增加的货币主要在美国国内消化,那么有可能会复制2002～2007年的资产泡沫,形成一场新的金融危机当前美国的宏观经济形势与 2002 年非常相似(通胀压力小 ,甚至有通货紧缩压力)。由于居民的“去杠杆化”仍在继续 ,产能过剩使企业的投资意向非常弱 ,银行体系堆积了超过1万亿美元的流动性，这些钱暂时没有进入资产市场。而一旦 QE2 产生预期的效果,即通过压低长期利率而催生资产泡沫，那么银行体系的流动性也将很快去追逐各种资产，从而势必加剧泡沫和通货膨胀。另一种是如果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增加的货币没有被美国国内消化,那么很有可能催生其他国家或地区的通货膨胀和资产泡沫。另一种可能性是, QE2引起货币增加部分主要没有在美国国内被消化。由于国债收益率或长期利率下降,美国的投资者大量增加对海外的投资,特别是投向新兴市场经济体 。其结果是催生这些地区的通胀和资产泡沫 。这个问题在过去几个月里实际上已经出现 ,预计还将继续发展。值得指出的是 ,这个情况与上个世纪 90 年代初发生在新兴市场国家的情况非常类似 ,如果新兴市场国家不能有效地做出正确应对,几年后这些国家将迎来一场与 1994年、1997年类似的货币危机。无论哪种可能性发生,美元都会呈现长期的贬值趋势。如果第一种可能性发生,那么通胀和资产泡沫的发生将导致美国经济项目逆差扩大(相应地 ,全球经济失衡将重新加剧),美元将贬值;如果第二种可能性发生,由于资本外流,美元的贬值也难以避免。QE2 实际上也给美元的未来蒙上了巨大的阴影。为了扩大就业,没有节制的宽松的货币政策很可能使美元在国际储备体系中的地位受到一定的影响。

美联储滥用货币政策,对中国影响几何? 张礼卿教授认为有四个方面:第一 ,资本流入将会增加 ,其中不乏热钱；第二 如果美元对其他货币(如日元、英镑 、欧元等)贬值 , 在人民币汇率制度没有重大调整的情况下 ,中国的出口将显著扩大 ,失衡和储备积累进一步上升 ,由此通胀压力将会加剧。第三 ,货币政策出现两难选择 ,升息将引起资本流入增加 , 不升息通胀将发展。第四,如果美元出现大幅度贬值 ,中国的外汇储备将面临巨大损失 。面对这种不利影响 ,中国应该采用三个方面的政策措施:第一,应该采取稳健的货币政策、人民币适度升值、资本流入管制和宽松的财政政策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第二 ,深化要素市场改革和金融市场改革,加快服务业的对外开放,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纠正外部失衡。第三,利用G20峰会等国际经济政策对话机制,积极推动国际经济政策协调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 ,参与并推动亚洲货币金融合作,逐步减少对美元的依赖。

三 、金融市场结构调整和监管新趋势
   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原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中央财经大学兼职教授吴晓灵女士认为 ,经济结构调整包括三个层面:第一个层次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第二个层次是一 、二 、三产业结构 ,第三个层次是产业的结构、产业内部各个企业之间、各行业之间关系的调整 。吴晓灵主要探讨了产业内部的结构调整,认为产业结构调整是市场信号和政府政策引导下的优胜劣汰的过程,企业财务约束是结构调整的动力。要调整经济结构、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应该通过调动市场的力量来实现。政府应致力于消除价格的扭曲,加快修订环保和产业技术标准,并以此为基础制定财税政策。在中国当前产能过剩的时候,并购是结构调整的有效手段,应该在现有的基础上对企业进行有效的并购、资源进行有效的配置。在中国目前的并购市场,以资产重组、整体上市为目的的关联交易多于产业整合、财务投资为目的的市场化并购,多元并购主体逐渐形成 ,但国企仍占很大比重 。为完善并购市场,提高并购效益,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完善国企经营机制,建立升降板制度,减少并购中的价格操纵;二是发展多种融资手段,促进并购发展,包括贷款、债券和股权基金。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副巡视员李德先生探讨了危机后全球金融市场的调整及中国的对策。自危机爆发以来,主要发达经济体私人部门债券融资萎缩 ,私人部门的去杠杆化仍在继续 , 衍生产品市场处于恢复中 。金融危机后全球监管改革的趋势包括 :一是强化资本和流动性要求 ;二是构建宏观审慎政策和制度框架 ;三是解决“大而不能倒”机构和跨境处置问题 ;四是完善场外衍生产品市场交易;五是分担金融改革成本 ;六是强化会计准则,加强对冲基金监管和信用评级机构的监管 。李德指出，中国金融市场的特点有两个方面：第一 ,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结构不平衡,银行贷款在社会总融资量中占绝对比重,防范危机须强化对银行的微观审慎监管。第二,目前中国的金融监管框架侧重于微观审慎监管,难以及时、充分地监测系统性风险并立即采取行动。因此,需搭建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和微观审慎监管协调配合、互为补充的体制机制 ,发挥中央银行在加强逆周期宏观审慎管理中的主导作用。

日本庆应大学 Naoyuki Yoshino 教授指出,各个国家应该根据各国的实际制定符合自己国家的资本金要求 ,以稳定银行贷款 ,防止泡沫的出现。同时,他建议通过公司合作的方式为公共基础设施融资 ,根据每一个基础设施项目的收入决定利率。最后,他建议通过信用担保机构收集中小企业的信息,为银行的贷款提供依据。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王松奇研究认为,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在时间上错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 ,美欧日都是金融体系过度发达 ,特别是银行业业务过度扩张 , 而中国的衍生产品发展则相当滞后。因此 ,在金融危机之后 ,中国要处理的主要矛盾是如何在国际金融监管趋于增强的情况下,保护本国金融微观主体的积极性 ,使其发挥巨大的潜能 ,让中国金融资源得到最有效的运用。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张礼卿教授提出,金融部门的过度自由化是导致金融不稳定的重要根源,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 ,取消证券公司佣金下限限制等金融自由化措施大大促进了金融部门的同业竞争,也鼓励了金融工具的创新,然而这些竞争在提高金融部门效率的同时,也使得很多机构产生了过度冒险的倾向 ,更重要的是这些竞争所产生的后果已经超出了金融监管部门的控制能力,因而是一种过度竞争。因此,在关注全球经济复苏这样一个短期经济稳定问题的同时,必须同时关注金融市场结构调整、金融监管体系的完善这样一些具有长期影响的结构性和制度性问题 ,研究和解决长期问题将会有助于解决短期问题。  

四、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与人民币国际化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Barry Eichengreen教授认为,美国近期推出的九千亿美元的刺激方案事实上已经弱化了其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而且如果美国经济增长快于预期,美联储也将进行债券收购 ,因此不用担心货币战的问题 ,世界面临的将是强势美元。但是如果美国持续经常账户赤字,强势美元将不可持续,中国仍然需要考虑可能出现的大规模的美元资产的损失问题。Barry Eichengreen 教授进一步指出,以美元为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严重问题。他预测人民币最早在十年之后可以成为非常重要的国际货币,而且人民币需要成为国际货币 ,因为中国需要深化流动性强的金融市场 ,而且美元也是用十年时间成为国际货币的,此外还因为特别提款权的重要性趋于上升。他认为由人民币、欧元、美元所组成的多种国际货币体系将是稳定的,因为未来中央银行储备的管理者会有多种货币组合,而不只是单一货币,中央银行会是稳定化的投资者。
   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管涛和陈志平博士对美元作为主权货币在量化宽松政策下的外溢效应和漏损效应进行了透彻分析。他们指出,建立在信用发行基础上的美元本位是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主要特点 ,美元是最主要的国际结算和储备货币 ,储备货币发行国的宏观经济政策存在较强的漏损效应和溢出效应。本次国际金融危机再次充分暴露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的非公平性和非稳定性,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在对外经济失衡调整中的责任缺失导致了危机的发生:而在危机调整中,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利用国内政策溢出效应转嫁危机调整的负担,流动性泛滥埋下了贬值和通胀的隐患。一次量化宽松是救市止血,对于制止市场恐慌,稳定市场信心至关重要。二次量化宽松背景之一是为了防止通货紧缩,但量化宽松对于治理通货紧缩是否有效本身存疑。本次危机是结构性危机而非流动性问题,赤字经济体的储蓄正常化对于需求将产生深远影响,货币刺激的作用有限。美国经济仍陷于资产负债表衰退,二次量化宽松治标不治本反有可能加剧国际金融风险隐患。货币的超经济发行加剧国际金融体系的不稳定性,一有风吹草动就可能引发跨境资金异动的风险。新兴市场经济体系是国际资本流动冲击的重要目标,浮动恐惧加剧了国内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上世纪末亚洲金融危机与日本长期的低利率政策有关 ,现在主要储备货币美元替代日元成为套利交易的目标货币。

为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管涛和陈志平博士提出如下对策建议:一是鼓励储备货币体系的多元化,减少对单一主权货币的过度依赖;二是督促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实施负责任的宏观经济政策,在维护国际货币体系稳定中发挥更大作用;三是依托G20平加强国际间政策协调,引导全球危机处理注重结调整而非政策刺激;四是新兴市场应通过实施临时性的资本管制和增强汇率弹性,防范跨境资本流动冲击;五是新兴市场应通过深化金融体系改革,引导储蓄更好转化为投资,增加金融市场深度和广度,增强抗外部风险能力。中央财经大学中国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教授,指出中国货币政策回归稳健可以避免漏损效应,同时建议增大人民币汇率弹性,进一步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注重选取更加安全而且收益更高的主权债进行外汇储备的投资。
   吉林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李晓教授探讨了东亚货币合作所面临的挫折,包括CMI机制未能发挥预期作用、汇率协调与合作未能产生突破性进展以及主要国家合作战略上所出现的重大分歧。东亚货币合作之所以陷入困境,其根源是非常复杂的,包括东亚国家最终产品市场依然依赖美国等发达国家;东亚经济体内部资金循环水平依然很低,难以摆脱对美元体制的依赖;东亚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和合作哲学上不具备推进货币合作走向深入的前提条件。李晓教授认为 ,今后相当长时间内美元体制是可以持续的。由于中国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实施,东亚地区货币合作整体上不具备深入推进的前提,未来东亚地区可能出现局部地区以人民币为中心的所谓的汇率安排,这对东亚地区未来发展前景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印度尼西亚前中央银行副行长、印尼大学Anwar Nasution教授针对货币战争和发达国家量化宽松对于印度尼西亚经济的影响进行了深入阐释,他认为印尼和其他新兴经济体同时也受害于发达国家的量化宽松政策:第一,侵害了经济的外部竞争力;第二,降低了经济的效率;第三,造成了区域差异。Anwar Nasution 教授还进一步分析了外汇储备不断增加的原因 ,如市场干预的需要、货币互换协议的签订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