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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资本流动管理需要全球行动

发布时间:2016-07-04

国际资本流动管理需要全球行动

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频繁发生在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资产泡沫生成与破灭周期”(boom-bust circle),与全球经济和金融的周期性特征有关,也与国际金融市场的结构性弱点分不开。由于信息不对称和其他市场失灵现象的存在,国际资本流动经常表现出明显的非理性或者羊群效应。典型的情形是,国际投资者对于一些国家在特定时间里所表现出来的过度乐观或过度悲观情绪,成为这些国家资本过度流入或过度流出(或“急停”)的重要原因。可以相信,对跨境资本流动进行管理是必要的,因为这是对市场失灵的纠正。

有不少文献指出,就驱动因素而言,7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大量流向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国际资本存在两种情形:“拉进”(pull in)“推进”(push in)。前者是指因新兴市场经济体增长预期良好而增加对其投资,后者是指因工业化国家和全球其他地区的增长前景黯淡而转向增加对新兴市场经济体投资。实证研究表明,过去几十年里“推进”因素是资本大量流向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主要原因。

面对大规模国际资本的过度流入及其引起的宏观经济过热等问题,新兴市场经济体常常被迫进行调整。IMF也曾在其研究报告中提出了各种应对措施,包括宏观经济政策调整、货币名义升值、加强宏观审慎管理乃至资本管制等。总体上看,这些措施具有一定的效果,但诸如紧缩货币等措施可能会导致更多的资本流入,并伴随着不小的调整成本。然而问题是,如果这种资本过度流入是由“推进”因素造成,那么,由流入国单方面进行调整不仅效果不佳,而且也不公平。

当前,美联储货币政策的正常化再次成为左右国际资本流动的重要力量。与几年前量化宽松政策推出时的情形相反,美联储的升息举措有可能导致国际资本从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大量撤离,并加速其资产泡沫的破裂。从量化宽松政策的推出到结束,针对国际资本的大进大出,新兴市场经济体一直在被动地进行应对,并为此而不断付出代价。显然,这是一种不合理的现象。

G20杭州峰会即将召开。如何利用这次机会,加强各国之间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特别是如何促使美联储减少其货币政策正常化的溢出效应,应该是最为重要的议题之一。笔者认为,会议应该高度重视国际资本流动易变性对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不利影响,努力形成一个针对国际资本流动管理的全球性框架。这个框架并非临时性安排,而是一种制度性建设。其内容至少应该包括:(1)主要发达国家应更好地加强与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协调;(2)当国际资本大规模流入或流出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时候,资本输出国应该进行必要的监管调整,以避免国际资本流动的异常波动;(3)成立专门小组,积极研究在全球范围内实施“托宾税”的可能性。

(作者:张礼卿,经济学教授,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全球金融治理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原文为《中国外汇》2016年7月上半月号卷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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