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信息：
原文题目：Regulating Capital Flows at Both Ends:Does it Work?
作者：Atish R. Ghosh, Mahvash S. Qureshi, andNaotaka Sugawara
原文刊发：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2014, 14(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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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tcmb.gov.tr/wps/wcm/connect/4026fd1c-91ae-45b3-b938-e0ca97a6e36f/3-ATISH+R.GOSH.pdf?MOD=AJPERES
摘要：
本文致力于研究对资本流入国和资本流出国同时施加资本管制是否能有效实现跨境资本流动的管控。作者采用双边跨境银行业资本流动与资本管制的数据进行研究，具体包括：31个资本流出国家样本，76个资本流入国家样本1995年-2012年的跨境资本流动与资本管制与审慎政策的数据情况。研究发现：单边的资本管制对于国际资本的跨境流动具有显著的影响，且双边的资本管制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减少跨境资本流动量；同时，作者发现了各国跨境资本流动的溢出效应，即：资本流入国对跨境资本的管制会导致其他国家接受的资本流入增多。该研究表明：资本流入国与流出国之间或者各资本流出国之间若建立起有效的政策协调可以更好地对资本的跨境流动进行调控。
一、背景
自2008年的金融危机以来，各国的跨境资本流动处于极端不稳定的状态，因此学术界涌现出了越来越多关于“如何管控跨境资本流动”的学术研究，在这些研究中，大多数都是基于资本接受国实行资本管控的视角进行观察。但近期，许多学者开始研究资本流入、流出国实行双边资本管制时对资本管控是否有更好的效果。
二、问题提出
通过资本流入、流出国的双边管制来管控跨境资本流动的稳定性并不是最近提出的新尝试，该理念曾由John Maynard Keynes 与 Harry Dexter White率先提出。虽然历史上有过尝试采取这种双边管制的方式来调控跨境资本的例子，但大多数的政策制定者还是倾向于通过国家自身的力量来实现，包括采用直接政策约束、国内利率变动等措施。想要在多国之间成功地达成多边管制的政策协定，最重要的前提就是资本流入国与流出国双方采取的资本管制措施确实可以有效地分别对资本流动的稳定性起到效果，学者们对于这两方面已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因此，本文将结合上述研究分支的研究成果，进一步研究双边资本管制是否能够有效地管控跨境资本流动。
三、实证分析
作者在进行实证分析时主要针对两个层次的假设进行探究：一个是单独研究资本流出国的资本外流管制与资本流入国的资本内流管制对跨境银行资本流动的管控效应；另一个是研究当资本流入国和资本流出国同时对跨境资本实施管制限制时对跨境银行资本流动的管控效应。具体的研究方法如下：
（一）资本流出国、资本流入国的资本管制与银行业资本流动：
其中，Fijt是t时期i国流向j国的跨境银行资本量的对数；Xi和Xj分别表示对i国和j国资本流动的国际推动因素与国内拉动因素的解释变量集合，具体包括：人均真实GDP的对数、实际利率、真实GDP增长率、汇率波动程度的虚拟变量等；Rit是指资本流出国i国对于资本外流的管制程度指数，Rjt是指资本流入国j国对于资本内流的管制程度指数；μij表示的是其他不随时间改变的解释变量要素，具体包括地理距离因素、政治因素、文化联系要素等等；εijt和ηijt则为随机误差项。
作者依次采用最小二乘模型（OLS）（但考虑了非时间、非国别层面的影响因素）和考虑到时间层面和国别层面的固定效应模型（CPFE/TE）对上述回归模型进行面板回归，得到的回归结果如表1与表2所示：
表1
表1显示的是当资本流出国对流出的资本实施管制时对跨境资本流出的管控效应分析结果。作者在“跨境资本流出管制”指标的选取上，既包括了“资本管制措施”指标（涵盖整体资本流出的管制指标，以及各类资本流出各自的管制程度指数），也包括了“政府的宏观审慎政策措施”指标。结果显示：在OLS回归中，各类国际推动因素与国内拉动因素对于跨境资本流出有显著的影响，对资本流出的管制措施对跨境资本流出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当采用CPFE/TE方法进行回归时，许多既有的推动、拉动因素解释变量失去显著性，但“资本流出国实际利率”与“资本流入国的汇率波动程度”等变量的解释效力变为显著，但资本流出的管制措施对跨境资本流出的负向影响的显著性没有受到影响。而政府宏观审慎措施对于跨境资本流出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向非居民借款（也可以被看作是金融领域的资本管制措施）对于跨境资本流出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表2
表2显示的是当资本流入国对流入的资本实施管制时对跨境资本流入的管控效应分析结果。结果显示：采用CPFE/TE方法进行回归时，整体资本流入管制变量对于跨境资本流入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但在各类分项资本流入的管制变量中，只有债券资本流入管制对于被解释变量影响显著，其他类型资本流入管制变量则无明显解释力，即表现出了明显的“不对称性”。一些宏观审慎措施对于跨境资本流入也具有较为显著的负向影响。
（二）资本流入国与资本流出国的双边资本管制与银行业资本流动：
在该部分中，作者采用新的回归模型，研究了当资本流入国与资本流出国同时实行资本管制时，能否更好地实现对跨境资本流动的调控。采用的模型形式如下：
作者采用CPFE/TE方法对模型进行面板回归，得到的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结果显示：对各类资本的流入、流出管制以及各项宏观审慎政策措施几乎都能对跨境资本流动产生显著的负向影响。
随后作者的进一步研究表明当资本流入国、流出国双方同时采用资本管制政策时，能够更好地实现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管制；且当一国采取对跨境资本流入的管制措施时，对于其他国家会产生政策溢出效应。
四、创新点
1. 研究角度：
不同于以往文献大多分别研究资本流入国或资本流出国的资本管制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影响，本文作者着重研究了当资本流入国与资本流出国同时实行资本管制时，能否更好地实现对跨境资本流动的调控，提出了全新的政策建议。
2. 研究对象：
本文以“银行业跨境资本流动”作为研究对象，弥补了既有文献大多研究总资本流动或证券资本流动的空缺，且“银行业跨境资本流动”作为总资本流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已经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从中可以探索挖掘的东西很多。
3. 指标选取：
作者构建了一个涵盖政府对各类资本流动的管制的指标以及各宏观审慎政策等管制措施（1995年至2012年）的指标库，使得研究更为全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