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6年8月8日，由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和全球经济治理50人论坛共同主办的“2026年鸿儒全球金融治理论坛”在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举办。本届论坛以“全球经济再平衡和中国应对”为主题，汇聚来自政府部门、高校、科研机构和金融业界的专家学者，围绕新一轮全球经济失衡的特征与风险、中国经济再平衡、金融开放以及全球金融治理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展开深入研讨。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乔依德以“对全球失衡传统定义及评估方法的质疑和思考”为题发表演讲，以下为发言内容整理。
感谢主办方的邀请，也很高兴有机会参加这次研讨会。刚才各位领导和嘉宾的发言很有启发，也促使我对相关问题作了进一步思考。今天我想谈的题目是——“对全球失衡传统定义及评估方法的质疑和思考”。
一、全球失衡议题的再度升温
全球失衡议题受关注的热度，可通过该术语在公开出版物中的出现频率加以观察。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借助Google检索发现，“全球失衡”一词在出版物中的出现频次于2008年达到峰值，之后有所回落，近期再度回升。
媒体语境下的全球失衡一般指代贸易失衡，而学术研究更多聚焦经常账户失衡。早在全球金融危机前后，我在关注该问题时便产生一个疑问：经济全球化既包含货物贸易，也涵盖资金、资本等生产要素的跨境流动，但传统分析框架却很少将资本跨境流动纳入考量。仅依靠贸易与经常账户数据，显然无法完整刻画全球失衡的全貌。
围绕全球失衡，学术界还流传一种解释，将美国金融危机归因于 “东亚储蓄大量流入美国、压低美国利率”。这一观点有待商榷。该说法容易掩盖危机的内生根源，也就是次贷风险以及金融体系自身存在的缺陷，同时也与部分客观事实相悖：如果有大规模资金持续流入美国，美元理应承受升值压力，但 2002‑2008 年美元整体呈现走弱态势。
国际清算银行（BIS）经济学家克劳迪奥・博里奥（Claudio Borio）与申铉松（Hyun Song Shin）较早提出 “金融不平衡” 概念，重点指出跨国银行的跨境放贷、跨境吸存行为，同样是全球失衡的重要构成。我认同这一分析视角，并已在专著《全球金融失衡与治理》中对此展开系统论述。
近期全球失衡再度成为国内外讨论热点，直接现实背景是中国贸易顺差处于较高水平。国内对此已开展多轮研讨，本基金会半年前组织的内部讨论会，就较为系统地梳理了顺差的形成机理与政策应对思路。国际方面，法国将全球失衡纳入2026年七国集团峰会的重要议题。这一议程设置固然源于现实经济问题，但其中也掺杂着政治考量。去年全球经济领域的一大事件是美国挑起贸易战，七国集团难以将贸易战直接列为峰会议题，转而突出全球失衡，其背后存在明确的议程设置逻辑。
七国集团工作组发布的全球失衡研究报告，提出若干有参考价值的判断：比如产业政策并不必然导致全球失衡，汇率与关税除特殊场景外，也不是失衡的决定性因素。尽管报告得出部分新的观察，但其总体仍沿用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传统框架。
二、IMF 传统全球失衡评估框架及其局限
2005年2月，时任IMF总裁拉托在美国外交学会发表演讲，正式提出“全球失衡” 概念；2006年，IMF启动全球失衡多边磋商机制；2012年起，IMF每年发布《外部部门报告》，其核心分析工具为外部平衡评估（EBA）框架。该框架的基本思路是：先依据多项宏观经济因素测算一国经常账户的合理基准值，即均衡经常账户；在剔除周期性因素扰动后，将实际值与基准值进行比对，二者之差即为失衡缺口——缺口为正代表顺差失衡，缺口为负代表逆差失衡。这一方法的可取之处在于，将经常账户与储蓄—投资等宏观经济指标相衔接，并关联就业、收入等变量，具备较为完整的宏观经济学基础。然而，其局限同样不容忽视。
第一，偏重经常账户与贸易，忽视规模更为庞大的跨境资金流动。全球每年跨境支付规模约190万亿美元，其中真正用于贸易结算的仅约12万亿至15万亿美元；另据国际清算银行统计，全球外汇市场日均交易量已从2004年的1.9万亿美元攀升至约9.6万亿美元，其中相当比例服务于投资等非贸易活动。仅以贸易为锚，难以完整刻画全球失衡的真实图景。
第二，以国别评估为主，对全球性、系统性因素考量不足。全球金融危机后宏观审慎理念的兴起，正是因为仅盯住单个金融产品和金融机构的风险远远不够，必须从系统层面防范风险；全球失衡评估同理，需要将体系性因素纳入分析视野。
第三，偏重流量分析，对国际投资头寸等存量指标关注不够。流量反映当期变动，存量揭示累积格局，二者结合方能更准确地判断一国对外经济的真实状态与脆弱性。
三、构建双层五维全球失衡模型
针对传统评估框架存在的上述短板，我尝试构建双层五维全球失衡评估模型。底层为客观统计维度，共三项指标：经常账户、跨境资金流量、国际投资头寸，合计权重70%。其中经常账户与国际投资头寸存量相对权重各为4，跨境资金流量相对权重为2，底层维度同时纳入汇率因素。
上层为制度性维度，包含两大板块：全球货币体系，重点围绕美元及特里芬难题展开考察；全球多边贸易体系。上层合计权重30%，全球货币体系、多边贸易体系相对权重分别为6和4。整体来看，底层客观统计维度与上层制度性维度权重比例为7:3。模型权重通过人工智能辅助测算，并作了相应检验工作。
该模型兼顾流量与存量指标，区分国别层面失衡与体系内生性失衡，依托双层分析结构适配多货币现实格局。模型将美元视作全球储备货币，暂未把人民币纳入全球储备货币范畴；模型现存一处明显局限，即尚未对欧元的储备货币地位做单独处理。在定性评级标准上：60‑100分为重度顺差失衡，30‑60分为温和顺差失衡，0‑30分为基本均衡；逆差失衡参照同等分值区间执行判定。
四、双层五维全球失衡模型测算对比与政策启示
基于上述模型，我对中国、美国、欧盟开展定量评估，所得结论与IMF传统框架的判断存在明显差异。针对中国，IMF2026年报告将其定性为 “重度持续性顺差失衡”，而本模型评估结果为 “温和结构性顺差失衡”；针对美国，IMF判定为 “极端重度逆差失衡”，本模型得出 “重度结构性逆差失衡” 的结论；欧盟整体则接近 “轻度外部均衡”。
换而言之，IMF框架有可能高估了中国与欧元区的顺差水平，同时放大了美国逆差的极端风险。究其根源，IMF倾向于将失衡问题主要归因于各国国内经济结构，对体系性因素考量不够充分；其外部平衡评估框架过度倚重单一流量指标，对资本存量、全球货币制度、区域一体化等维度有所忽视。与之相对，本模型力求将流量、存量、全球货币体系以及多边制度因素纳入统一分析框架。
需要说明的是，该模型仍存在有待完善之处：权重设定的理论依据尚需进一步论证；无形资产、数字贸易等新兴经济业态尚未纳入评估范畴；地缘政治等非经济因素的量化难题也尚未破解，但这类因素在当下现实中影响显著。
综上，我的核心观点是：全球失衡的传统定义与评估方法存在固有局限，有必要加以修正与拓展。新的评估体系并非否定IMF现有分析成果，而是将其吸纳至一个更宽泛的分析框架之中，综合考量跨境资金流量与存量、全球货币体系以及多边贸易体系带来的多重影响。当前全球失衡议题再度升温，背后既有客观经济现实，也叠加地缘政治背景。在研究制定相关应对政策时，应当立足问题本身，避免完全照搬外部叙事框架。期待该模型能够提供新的分析视角，为构建更加合理的政策方案提供参考。
编辑：周鹤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