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6年8月8日，由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和全球经济治理50人论坛共同主办的“2026年鸿儒全球金融治理论坛”在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举办。本届论坛以“全球经济再平衡和中国应对”为主题，汇聚来自政府部门、高校、科研机构和金融业界的专家学者，围绕新一轮全球经济失衡的特征与风险、中国经济再平衡、金融开放以及全球金融治理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展开深入研讨。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王一鸣围绕“以结构性改革推动中国经济再平衡”这个主题发表演讲，以下为发言内容整理稿。
感谢张礼卿教授的邀请。今天上午多场报告围绕全球经济失衡展开，更多是从国际维度展开分析。我的基本认识是：外部失衡与内部失衡是分不开的。当前我国经济供需失衡并非单纯的周期性问题，也有着深刻的结构性原因。因此，我今天分享的主题为“以结构性改革推动中国经济再平衡”。
中国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既受到全球经济失衡的影响，也是推动全球经济再平衡的重要力量。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迎来重要关口，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接近高收入经济体门槛。加之全球经济环境深刻调整和复杂变化，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增长动力转换、发展模式转型处在重要关键节点，经济由失衡向再平衡的调整正是这个阶段的重要特征。
讨论中国经济失衡，既要看短期变化，更需要从经济阶段性变化、经济发展模式和体制特征中去分析讨论。推动中国经济再平衡，不仅需要宏观政策转型，更需要深化结构性改革。
一、长短期视角下的“供强需弱”
当前，中国经济失衡最突出的表现还是“供强需弱”。供给端仍保持较强韧性，今年上半年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增加值分别同比增长5.4%和5.2%，都明显高于GDP增速。需求端总体偏弱，上半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5.7%，基建、制造业和房地产投资分别下降2.4%、1.2%和18%；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3%，明显低于去年上半年5%和全年3.7%的增速。价格走低是供强需弱的直接反映。2026年以来价格温和回升，但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回升幅度明显高于居民消费价格。价格回升在相当程度上是由外部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上涨带动的，并非主要是需求回暖驱动。6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环比有所回落，说明内需尚未完全恢复。
从更长期看，“供强需弱”是经济阶段性变化过程中出现的结构性问题。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过去更多聚焦经济潜在增长水平的下降，最突出的特征是增速换挡，由两位数增长降至个位数。但事实上，自2012年以来，不仅供给侧扩张速度放缓，需求侧扩张也在减速，并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约束条件。
需求侧降幅明显大于GDP增速降幅。GDP同比增速由两位数降至个位数的拐点出现在2010年，而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由两位数降至个位数的拐点分别出现在2015年和2018年。投资和消费增速下降滞后于经济增速放缓，但降幅却明显大于GDP增速降幅。2017年后，除受疫情影响出现扰动外，总体上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速持续低于GDP同比增速，表明需求端持续弱于供给端，需求侧逐步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约束条件。影响需求侧变化的主要因素包括：
（一）人口结构变化引发需求扩张放缓
人口结构变化可能是经济失衡背后最底层的逻辑。2012年以后，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逐年减少，人口老龄化进程加快。2022年，总人口数量进入负增长通道。人口老龄化趋势持续制约消费需求扩张，这既是制约需求扩张的基础性因素，也是中长期影响消费需求的内生性因素。
（二）房地产市场深度调整形成需求收缩效应
2021年房地产市场峰值时，我国新建商品房销售额高达18.2万亿元，2025年新建商品房销售额大幅降至8.4万亿元，形成近10万亿元的总需求缺口。虽然近年来先后有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设备等“新三样”，以及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机器人等激活市场需求，但短期内仍难以抵补房地产市场调整所形成的需求缺口。
（三）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受损抑制消费需求
房地产价格下降带来的资产减损对居民部门资产负债表形成收缩效应，部分家庭主动选择提前还贷方式修复资产负债表，居民消费更趋谨慎。居民加杠杆意愿持续减弱，甚至出现主动去杠杆、提前还贷现象，这对居民扩大消费带来影响。
（四）地方政府债务压力抑制投资需求扩张
随着地方政府债务逐步积累，加之近年来土地出让收入大幅下降，偿债压力不断增大，防范债务风险的约束日趋强化。部分高风险地区的投资项目融资受到限制，对投资需求形成影响。化解存量隐性债务，要求坚决遏制新增隐性债务，客观上也会抑制投资需求扩张。
二、经济供需失衡的深层原因
“供强需弱”既是我国经济阶段性变化的产物，也有着深刻的发展模式和体制性因素。
（一）发展模式是“供强需弱”的重要因素
过去一个时期形成的以供给为导向、依靠投资和出口驱动的发展模式是形成“供强需弱”的重要因素。我国经济曾长期处在短缺经济状态，改革开放后的一个阶段，商品和服务供给仍然不足，因此，在发展模式上是以解决短缺和供给不足问题为导向的。虽然近年来供需形势逐步由供不应求转向供大于求，但这种发展模式依然具有强大惯性而得以延续。增加供给就要不断追加投资、扩大生产规模，但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不断积累，长此以往就会形成“供强需弱”的不平衡态势。
传统发展模式的局限性逐步显现。投资和出口驱动的发展模式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形成的，对于弥合供需缺口、推动中国工业化和城镇化高速发展，以及抵御外部冲击，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期间，我国都通过发债上项目、扩大投资拉动国内需求，有效对冲外部需求收缩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但也要看到，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发生阶段性变化，这种发展模式的局限性也逐步暴露出来，在宏观上主要表现为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边际效应下降，增量资本产出比逐步降至历史低点；在微观上则表现为投资收益率下降，企业因投资收益率过低而缺乏投资意愿。
与此同时，供大于求的“剩余”部分，往往需要通过扩大出口实现平衡。随着我国经济体量增大，虽然贸易顺差占GDP的比重仍然不高，但出口和贸易顺差规模与主要贸易伙伴经济总量的比值仍然是上升的，扩大出口面临的外部压力不断增大。显然，传统的投资和出口驱动的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需要加快向内需主导、消费拉动、内生增长的发展模式转型。
（二）“供强需弱”的体制性因素
为解决短缺和供给不足问题，过去在制度设计上都是以生产为导向的，资源配置和政策取向明显向生产领域倾斜。随着生产规模持续扩大和供给能力增强，供求关系逐步发生变化。近年来，我国商品供给极大丰富，产业领域面临结构性产能过剩压力，但这套体制因其强大惯性而延续下来。
生产导向的财税体制。以增值税等间接税为主体，激励地方政府通过扩大产能增加税收，客观上导致地方政府“重生产、轻生活”“重投资、轻消费”，重“投资于物”轻“投资于人”。1998年我国提出建立公共财政的改革目标，但公共服务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仍然较低。
地方以GDP为核心的竞争机制。在现有的财税体制下，地方政府为加快经济增长和增加财政收入，往往会聚焦供给侧发力，向生产领域集中配置资源，并采取各种优惠政策招商引资，扩大生产规模，推动产能快速扩张和引发重复建设。
生产要素价格扭曲。为支持生产端低成本扩张，土地、劳动、资本等要素价格被人为压低，过去有的地方变相搞土地“零地价”，或商业银行对发放给生产性企业的贷款实行低利率等，这些都会刺激投资和产能扩张。
传统落后产能出清困难。生产领域进入易，退出难，经营主体缺乏有效的退出机制，也是“供强需弱”的重要体制性因素。
总之，通过制度安排推进资源向生产领域集聚，通过财税和金融政策支持产能持续扩张，客观上形成生产领域的“软约束”，而居民消费则面临可支配收入增长受限和社会保障供给不足的“硬约束”，成为“供强需弱”的体制性因素。
三、破解经济失衡的主要路径
（一）推动宏观政策转型
2025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国内供强需弱矛盾突出”。这表明，我国经济运行的主要约束条件逐步由供给侧转向需求侧，宏观政策的重心也要由供给侧转向需求侧，促进供给和需求良性互动，实现供给和需求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从财政政策看，针对国内有效需求不足问题，既要保持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力度，以更好地引导市场预期，同时也要加快调整和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提高财政支出用于公共服务和民生领域的比重，将部分过去按惯例用于投资的资金转用于增加公共服务和民生支出，更加注重“投资于人”，更加注重惠民生、促消费，进而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提高居民消费占总需求的比重。
从货币政策看，随着经济增长的主要约束条件由供给侧转向需求侧，货币信贷增长的条件也发生明显变化，流动性环境从相对短缺转为相对宽松。货币政策数量调控的作用大幅下降，价格调控的重要性持续上升。过去，货币政策往往将广义货币（M2）和社会融资规模等数量型指标作为与经济增长挂钩的目标，但目前M2、社会融资规模、贷款余额已经很大，货币政策追求数量扩张的难度越来越大。因此，要逐步淡化数量型目标，强化价格型工具的作用。
（二）根本在于深化结构性改革
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加快落实“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定下划地方”的改革举措，激励地方政府推动扩大消费的积极性。研究把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合并为地方附加税，授权地方在一定幅度内确定具体适用税率，增加地方政府的自主财力。
加快金融体系调整。随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成为经济增长主引擎，金融循环加快转向“科技—产业—金融”循环新模式。经济信贷依赖度下降，直接融资比重不断上升。需要加快金融体系适应性调整，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发展股权类投资等直接融资工具，同时相应调整完善货币政策框架。
构建促进消费的制度安排。国内需求不足主要是消费需求不足，扩大内需的重点在提振消费。制定实施城乡居民增收计划，在促进低收入群体增收、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完善薪酬和社保制度等方面推出一批务实举措，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消费能力。
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目前，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水平仍然偏低，可分阶段提高，中央财政适当补助，地方结合财力自主上调本地标准，增加地方补贴额度。拓宽资金来源，持续划转国有资本收益充实养老基金。
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提振消费、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加快落实“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鼓励常住地政府解决农业转移人口住房保障、随迁子女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问题，建立有效激励机制，提高常住地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积极性。
健全落后产能退出机制。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健全传统产业经营主体退出机制，解决退出渠道不畅、退出成本过高、退出制度不健全等问题，提高市场重组、出清的质量和效率，促进经营主体优胜劣汰和资源优化配置。
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制定实施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条例，继续综合整治“内卷式”竞争，清理和废除妨碍公平竞争的各种规定和做法，清除各种显性和隐性市场壁垒，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
编辑：周鹤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