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与全球金融稳定”国际研讨会简报（一）
背景介绍：2016年3月22日，由中央财经大学全球金融治理协同创新中心主办，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第一财经研究院和布雷顿森林体系重建委员会等多家机构联合主办的“G20与全球金融稳定”国际研讨会在中央财经大学学术会堂202隆重举行。来自法国、美国、韩国、日本、印度尼西亚、香港地区和大陆的20多位大会演讲嘉宾，以及来自国内高校、科研机构、新闻媒体的专家学者和中央财经大学师生近200人参加了此次论坛。本次会议议程包括两场主旨演讲和四场专题演讲。本期简报报告两场主旨演讲的演讲内容，演讲嘉宾包括财政部副部长朱光耀，以及原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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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光耀：G20杭州峰会的议题和工作进展
2016年全球经济面临日益增加的经济下行压力，全球金融市场的焦虑情绪也在不断的增加。首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年初将2016年全球经济增长预测值从3.6%下调到3.4%，比2015年下降0.4%。与此同时，全球贸易增长持续低迷，2015年度全球贸易增长只有2.8%，继续低于已经下调的全球经济的增长率。所以无论是全球经济还是贸易增长，2015年都是低迷的。进入2016年以后，全球经济包括全球贸易的下行压力在继续增大，这就需要我们充分发挥G20的作用，以有效的政策措施去加以应对。
2008年9月15号雷曼兄弟破产、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国际社会特别是主要发达经济体运用货币政策来应对危机，包括把利率下调到很低甚至为零的水平、实施量化宽松等。现在看来货币政策使用已经达到极限，而财政政策方面由于不同国家内部自身种种原因的制约，它的有效性和针对性没有充分得以发挥。与此同时，经济的结构性调整在全球层面上进展并不是非常顺利。因此，G20必须找到一种有效的措施来推进全球经济增长和促进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
中国是G20峰会2016年的主席国，习近平主席对中国主办好G20杭州峰会高度重视，并对中国的G20工作团队作出重要指示。第一，要加强同G20成员的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与沟通，要重视问题、直面矛盾，通过解决问题、解决矛盾，形成G20的政策共识，促进全球经济的强劲可持续平衡增长。第二，G20要充分发挥全球经济政策协调最重要平台的作用，推进全球的经济治理改革，推进全球金融体系的改革，使得G20真正成为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最重要平台。第三，G20要同舟共济、团结合作，要通过合作、政策共识向世界发出G20的同舟共济、应对挑战、促进全球经济增长和金融市场稳定的积极信号。
2月底，中国作为G20主席国首次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在上海举行，达成两项最重要的成果：第一，G20成员要形成政策共识，要充分运用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促进经济结构调整的政策。在国别的层面和G20的整体层面采取共同的行动来推进全球的经济增长，促进全球金融市场的稳定。第二，在重申G20多次峰会的共识也即避免竞争性的货币贬值的同时，G20成员要就汇率市场进行密切的讨论与沟通。由此可见，在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全球市场焦虑情绪增加的背景之下，同心协力、同舟共济的团结精神在恢复和增强。
G20按照传统分为协调人和财经两个渠道推进。在协调人渠道之下，有三个工作组进行全年度磋商，是保持政策能够协调一致的工作基础。一是增长框架工作组。此前历届峰会，增长框架工作组是一个形成政策共识、特别是宏观经济政策共识非常重要的工作机制。二是投资工作组。这个工作组继续上一年度土耳其作为G20主席国时所强调的投资内容，争取在保持连续性的情况下在投资和基础设施领域取得新的进展和成就。三是恢复国际金融框架工作组，推进全球经济治理和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中国倡议恢复国际金融框架工作组的政策意图非常明显，也即改革完善现有的国际金融体系，而不是另起炉灶。中国的政策主张得到了G20成员的一致支持，从而保证了增长框架工作组、投资工作组和国际金融框架工作组的顺利运转，并为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形成新的政策共识作出积极的准备。
在财经渠道方面，一是中国倡议建立绿色金融工作组，得到了G20所有成员的支持，目前讨论和进展都非常顺利。绿色金融主要涉及金融规则以及金融如何既支持实体经济又体现绿色低碳循环的原则，由中国人民银行、英国央行和联合国环境开发署在G20财经框架下作为牵头单位讨论，我们也期待着讨论和共识能够对全球的绿色低碳和循环经济的发展做出贡献。二是继承气候变化融资工作组的工作。初步来看工作组的机制运转十分顺利，各个G20成员都在发挥着自己的贡献，不同成员国担任着不同的工作组和研究小组的牵头人，都在非常负责任的主持相关的工作。
增长框架工作组马上举行新一轮的会议，大家特别重视的就是形成如何推进结构性改革的指导文件，以期能够供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讨论并向杭州峰会提交。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在中国主持下，2016年度峰会在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结构调整政策等）上的准备都有它鲜明的特点，而且都在不断的取得进展。
针对资本外逃和人民币贬值压力，朱部长认为中国经济的基本面是好的、中国经济的发展是可持续的。最近的市场变动并未反映经济基本面，这也正是G20与会国需要沟通和了解的。中国的经济体量很大，中国政府有能力实行好的政策维护经济发展，但与此同时也要认识到经济发展包括下行的各种挑战。从外汇储备来讲，一是认识到目前外汇持有主体多元化，除央行外还有私人和商业银行等；二是从监管角度来讲，我们的确要加强 对资本流动的监控，密切关注资本对于宏观政策的敏感性，尤其是美国等国家提升利率对全球和中国的影响。这更凸显了G20在政策协调方面的重要作用。
针对中央财政加杠杆空间的问题，朱部长认为去杠杆是我们五大任务之中的一项重要任务，总体而言全社会应该去杠杆，这是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因为债务本身作为一个结构性的中长期指标有其持续性。但是也不能忽视财政赤字作为年度政策对于稳定内需的积极意义。相比美国金融危机高峰时期10%的赤字率，中国今年财政赤字率提高到3%，既是贯彻去年中央工作会议的精神，发挥财政政策支撑作用的措施，也是保证债务可持续性和财政总体安全性的非常慎重的考量。经过阶段性的财政赤字的提高，加大财政政策对经济发展的支持力度，经济保持一个比较平稳健康的发展，财政收入会随之增加，财政的实力会随之的增加，整体的财政状况会更加健康。
针对企业改革的问题，朱部长认为需求侧和供给侧的改革应该实现平衡，包括促进宏微观层面的相互连接以及实现经济短期的稳定与长期的增长。以企业一级的改革为例，应该调动微观主体的积极性，使他们平衡短期和长期的发展。在决策层面，都是相关部门总结经验和教训，一起合作找出最适合企业发展、能够提升实体经济的政策。在金融方面，我们要求政策的制定必须引导资金真正的支持实体，以期通过实体经济促进整体经济的增长。
何亚非：如何提升G20在政策制定中的作用
G20成员和世界各国把轮值主席交给中国有如下两个原因。第一，中国作为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国家，G20寄希望于中国能够起到火车头作用，拉动全球经济增长。同时，中国作为一个主要的经济大国，可以协调G20的主要经济体相互之间的宏观经济政策和宏观金融政策。第二，G20的转型与改革。G20本身从一个部长级的论坛升格为领导人参加的峰会，本身就标志着全球治理出现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这个历史性的转折意义在于发展中国家力量的壮大，全球力量对比的变化，特别是经济力量对比的变化反映在全球治理的体制和机制方面。2008年的金融危机给了主要大国一个机会进行调整，使得G20成为全球治理的主要平台和主要机制。今年的杭州峰会主要的任务只有两项：经济增长和全球治理改革。当然了这对中国来说依然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能不能真正凝聚G20的人心，在G20这些年来影响力下降，甚至在被边缘化的情况下，克服内部的分化，恢复在应对金融危机时候的团结一致，发挥大国齐心协力、攻坚克难的精神，这对中国是一个很重要的考验。
一、G20作为大国政策对话机制的重要性
第一，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认识到全球治理离不开G20，世界也离不开G20。在当前全球化继续发展的时代，特别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中，我们发现在全球性危机的时候，主要的大国需要有一个有效的平台进行协调，制定相应的对策。而G20可以说是现代世界上唯一的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领导人平等对话的最高机制。虽然它效率不太高，内部也存在分化，但是目前只有这个机制，所以说离不开它。
第二，政策对话的重要性。作为政策对话机制，全球经济增长需要G20在最高的层面进行宏观的政策协调。现在主要经济体如果再不进行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经济增长都会有困难。国际货币基金最近有一个评估，认为中国、印度等等这些新兴经济体依然是世界经济的发动机，所以由中国来主办峰会来协调，或者说带头来协调也是众望所归。
第三，G20是目前我们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推动国际体系平稳转型的唯一平台。G20集中了主要的发达国家和主要的新兴经济体，大家都知道因为国际力量的对比在发生变化，现在国际体系在转型，国家秩序也在被重新的塑造。而G20成为了调整国际秩序的最适合的一个平台。西方国家或者说发达国家意识形态里面味道比较重，它们对新兴经济体的崛心里是有疑虑的，总是担心要另起炉灶了，要推翻重来了。他们希望利用现有的国际体系与国际规则来约束新兴经济体，以渐进的方式实现转型。只要新兴经济体按照规则办事，作为发达国家来说适当的放弃一些制度性的权利，也是可以做得到，例如IMF份额的改革，改革方案到最近美国国会才批准，这就是一个例子。
二、G20面对的挑战
第一，我们从G20第一次开峰会的时候就感觉到，G20面临的首先挑战就是合法性。虽然说19个国家再加上欧盟，GDP总量占全球的80%和90%，但是能不能合法的代表国际社会？尤其是大多数的中小国家提出了疑问。新加坡领头成立了一个机构，就是希望G20跟联合国之间由它来进行沟通，增强G20的合法性。G20本身这些国家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我们跟联合国体系的关系究竟应该怎么处理，我觉得后来还是处理的比较好，每次都有联合国机构的人参加，秘书长参加，每次都是请国际金融机构IMF等等国际金融组织和机构的代表参加。事先做沟通，请他们做报告，合法性问题到现在没有真正的解决，主要是没有从制度上加以解决。
第二，决策和执行方面效率不高，能力不足。因为G20毕竟是一个论坛，而且是一个非正式的机制，它没有秘书处，没有规定。缺乏效率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内部分化比较严重，现在内部分三个小的集团，一个是G7。2008年和2009年的时候G7岌岌可危，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G7还存在。金砖国家为主的发展中大国是一个团体，一些中等国家也成立了小的团体，MITKA墨西哥、印尼、土耳其、韩国、澳大利亚。20国集团里面就有三个集团，而且经常开峰会之前这些小的团体就先开峰会了。
第三，地缘政治竞争和博弈的制约。G20包含了主要的大国，大国之间这些年围绕着地缘政治的博弈在加剧，这对大国在G20的协调都会出现问题，大国的协调一致是G20效率的基础。
三、杭州峰会怎么开？我们怎么办？
按照G20现在的状态，中国作为轮值主席应该结合当前世界经济的形势和全球治理的现状，着重解决一些国际社会关心的问题。一个是创新增长问题，第二个是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改革。第三个是发展，要重视发展中国家关心的问题。具体讲有几点。
第一，促进经济增长，这是硬道理。中国“十三五”规划提出了新发展理念，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以及我们在经济新常态下推动经济转型，国家治理的经验，对其它的国家有借鉴意义。宏观政策协调方面，我认为它的核心应该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介绍一带一路设想时候提出来的各国发展战略的对接。中国把发展战略对接放在“一带一路”倡议的第一位是有它的道理。同时，G20需要在创新发展上下一点功夫，要提出世界创新发展的国际合作一些模式或者国际合作的一些建议。
第二，推动全球治理的改革，确保G20有序尽快转型。针对G20效率比较低，执行力比较差，要尽可能在利用杭州峰会确定G20转型，转型是指从应对危机转到全球治理。确定转型的路径，优先顺序和时间表，这样转型就有了计划性和可操作性。我觉得可以考虑几个方面，今后5-10年，要重新认真确定G20的优先议题，明确它处理全球经济金融问题平台的地位。G20的优先议题里面需要突出发展的议程，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是整个世界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关键。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中间的差距应该尽量的缩小。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关心的基础设施建设、能源安全、粮食安全、大宗商品供给安全等等方面要加大我们的注意力。当然发达国家关心的议题我们也要重视，气候变化、融资问题、商业竞争的中性原则问题等等也要解决。
第三，尽早建立秘书处。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下，我们成立了金融稳定理事会。在国际体系的改革前，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可以先行。以IMF改革作为牵引，推动国际储备货币的多元化，国际大宗商品定价货币的多元化。比如说可以考虑对SDI做一些改革，扩大SDI的功能等等。
第四，解决执行力的难题和合法性的问题。我认为解决的办法就是逐步的明确与联合国的法律关系。德国人曾经有过建议，能不能把G20转为全球经济的安全理事会，但这涉及到了修改联合国宪章的问题。通过逐步确立与联合国的法律关系，最终争取把WTO和IMF等等转为G20的执行机构，这就比较理想。最终通过联合国改革本身，在它的框架内将G20本身架构的法律化，制度化。
开好峰会我觉得要加强主要大国之间和这几个集团之间的协调和沟通，特别是中美之间要加强协调尤为重要。我觉得我们08年和09年G20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中美两国协调、协商共同推动问题的解决。其实G20的中心始终是中美两国。后来G20效率不高，也从反面印证了这一点。当然了中国并不认同G2的说法，只是说在大国协调中间中美之间的协调尤为重要，必不可少。同时，G20峰会之前开一些小集团的峰会，它们之间也要加强协调，不能相互拆角。2016年对中国和全球治理都是关键的一年，也可以说是全球治理改革的元年，我们衷心的希望G20能够加强政策协调功能，加强协调的功能，对话的功能，克服负面影响，开好杭州峰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