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与全球金融稳定”国际研讨会简报（三）
背景介绍：2016年3月22日，由中央财经大学全球金融治理协同创新中心主办，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第一财经研究院和布雷顿森林体系重建委员会等多家机构联合主办的“G20与全球金融稳定”国际研讨会在中央财经大学学术会堂202隆重举行。来自法国、美国、韩国、日本、印度尼西亚、香港地区和大陆的20多位大会演讲嘉宾，以及来自国内高校、科研机构、新闻媒体的专家学者和中央财经大学师生近200人参加了此次论坛。本次会议议程包括两场主旨演讲和四场专题演讲。本期简报报告主讲嘉宾在第二场题为“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下一步该做什么？”的专题讨论中的演讲内容，演讲嘉宾包括东京大学经济系教授、前亚洲开发银行研究院院长Masahiro Kawai，印度尼西亚大学经济学教授、原印度尼西亚中央银行副行长Anwar Nasution，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乔依德，原美国财政部国际事务部部长助理Olin Wethington。
版权声明：未经允许，请勿全文刊发或转载本简报。
Masahiro Kawai：作为国际货币的人民币
关于国际货币的争论有很多，比如美元作为一种全球性的国际货币，以其为基础的国际货币体系是否具有可靠性?欧元作为一种区域性的货币的可持续性如何?而日元作为国际货币，却既不是全球性的货币，也称不上是区域性货币等等。目前，人民币占中国总贸易量结算的22%，全球支付量2.78%，并在2015年11月加入SDR。这使得人民币逐渐上升为一种国际货币。那么，对人民币来说：它能否发展成为区域性货币，甚至取代美元成为全球性货币？
一种货币成为国际货币，必须具备三个特征：贮藏价值、交易媒介、计价单位。探究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后面两个特征，具体就表现为对贸易商品的计价和结算以及作为货币篮子中的锚货币这两方面问题。
作为贸易计价货币，可以参考历史经验。20世纪90年代，对日元，德国马克和其他的国际货币(包括美元在内)的研究，对思考当今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问题具有借鉴意义。以日元为例，在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期间，日本出口中以日元计价的比例的快速增长，但是达到40%的峰值之后便陷入了停滞。同样的增长趋势也表现在对进口的计价上，只是相对来说比例较低，在20%左右。对比德国马克的变化轨迹，两者虽然趋势相近，但水平值却要比日元高很多。
日元和马克没有继续上升的主要原因是，来自于其他国家纷纷选择了美元作为的交易货币，而非日本或者德国自身条件所致。经验表明，其他国家与美国的贸易份额与这类国家采用美元进行贸易计价的比例具有正相关性。例如，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很多亚洲国家都是盯住美元的国家，使用美元的交易量比例占绝对份额。研究还表明，对于强势货币的国家，当它们具有较高的国际贸易份额，较高的人均收入以及更开放的金融市场时，它们倾向于用自己的主权货币来计价它们的贸易。而这也就揭露了在出口计价这端日元陷入停滞的原因—--被限制了的日元国际化。根据预测，如果日本经济没有经历那段“消失的年代”，那么日元作为国际结算货币的比例可能会更高，会达到80%左右。
上述分析为分析人民币国际化的优劣态势提供了思路。人民币的优势表现在中国占据世界贸易的巨大份额，以及持续增长的人均收入这两个方面。而负面因素方面，其一，表现在中国对于金融开放的限制。这方面就要求中国既要考虑国内自身的政策，但同时需要开放出一个金融市场来支持人民币的使用。其二，来自亚洲存在的巨大美元区经济体带来的挑战。
作为锚货币的问题，研究表明目前还难以在亚洲形成人民币区。但是应该看到人民币的比重在各个国家的货币篮子中不断提升。这个百分比在有些新兴亚洲国家中有的达到了30%。
人民币比国家的另一个问题是三元悖论困境。我们需要汇率的稳定，金融市场的开放和货币政策的独立，但三者不可兼得。任何一个国家如果想要维持货币政策的独立和汇率的稳定，那它的金融市场开放通常就很有限。1997年到1998年期间的亚洲金融危机就是这一悖论的体现。泰国是危机的发生地，它的政策制定者试图同时实现汇率稳定、货币政策的独立和不断增加其市场的开放度。危机的爆发正是它们试图超越三面困境的结果。而当前中国的三元困境，一方面中国试图维持汇率的稳定，另一方面考虑到大量的资本外流压力，就必须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所以，为了应对目前的形势，中国就必须加强对资本的管制。但从中期看，中国应该尝试去实现资本账户的开放和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性。
Anwar Nasution：国际和国内金融体系的改革
在2月份的G20财长会议上，IMF执行董事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建议改革目前这种碎片化和不对称的全球金融安全网。主要原因有以下两个方面：
其一，目前的全球金融安全网是建立在央行的货币掉期以及“非生产性”的外汇储备上的，存在一些弊端。主要表现：（1）在大量的外汇储备难以管理，存在昂贵的机会成本；（2）区域内筹措资金的成本要比全球范围内筹措资金成本更大；（3）双边掉期尽管具有灵活性，但是在面临大范围的危机冲击时，会变得不再有效而且会引发更严重的道德风险；（4）考虑到地缘问题，在施加限制性条款的时候，区域性的安全网在政治敏感度上更高。
其二，在当今美国QE逐渐退出的情况下，欧洲和日本推出了负利率政策，对国际资本市场造成巨大的冲击，国际新兴经济体都出现了严重的资本外流。除此之外，受到全球需求量下降，大宗商品原材料价格下降以及个别国家自然灾害的影响，新兴市场经济体普遍出现经济增长放缓，通胀加剧，债务负担增加，大量资本外流以及本币大幅贬值等等各种经济问题。
所以，我们需要改变国际金融体系的现状。具体来说，当前需要在以下三个方面推进改革和调整。
首先，IMF应该进行相应的改革。改革需要从以下留个方面推进：（1）联合这些分散的安全网来重建IMF作为国际流动性供应者的角色。（2）提高IMF的份额来增强其向成员国提高流动性的能力。（3）提升对IMF的管理。增加中低层次的经济体对IMF管理的参与度，对于已经存在其中的中国和印度，应该提高其份额。（4）适度将份额从被高估的欧洲向有活力的新兴经济体转移。（5）对IMF措施的条件性限制性进行改进，比如灵活的信用额度和预防性流动性额度的创建。（6）在短期内引入暂时性的基于市场的资本管制来稳定外汇市场。
其次，在宏观货币政策需要得到改善。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推进：（1）用灵活的外汇政策代替原有的固定汇率政策，（2）资本账户的自由化，（3）结束金融抑制时代，（4）采取设立柔和的通胀目标制度，来引导短期的政策利率。
最后，亚洲新兴经济体要重建自己的金融系统。亚洲国家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努力完善国内的金融系统：（1）要保证中央银行的独立性，从而维持国内外经济的稳定；（2）注入政府债券来保证资本的充足，同时要处置清理不良资产；（3）采纳巴塞尔协议标准，在资本，流动性和清偿力上采取谨慎性规则；（4）加大对外国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的开放。第五要建立存款保险制度来恢复银行系统的信心。第六要加强银行的监管；（5）建立金融发展稳定机构来密切关注金融系统的稳定性；（6）促进资本市场和邮政储蓄制度的发展。
对于中国而言，银行主导体系下的最大问题在于，缺少了发达的资本市场。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从影子银行中借入了大量流动性来为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融资。这种情况在经济形势下行的情况下，面临资产的减值等问题，就会暴露较为严重的金融问题。
乔依德：评点国际金融体系
在改革国际金融体系之前，应该明确三个问题：（1）国际金融体系的目标职能是什么，（2）在短期和长期如何推进国际金融体系，（3）IMF的变革问题。
首先，国际金融体系的作用和目标在于提供和分配流动性，促进全球经济的发展。目前，它的劣势表现在它的流动性不匹配上，原因是用主权货币作为全球的信用货币。而造成这种错配的约束就表现在国际金融体系没有一个全球的中央银行，这就是最基本的局限性。而G20峰会作为一个平台，是一个提升全球金融构架的有效机制。因此在没有统一的全球中央银行的约束下，G20是一个次优的选择。
其次，从短期和长期来看，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短期来看，我们首先应该在全球范围内进行货币政策的协调。当今的新兴市场国家，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受到非常严峻的挑战，我们不能只局限于把通胀率控制在低位这样一个任务型目标，同时发达国家也不能只管自己，而是需要建立一个全球性的金融安全网。这个网络包括主权储备、双边协议、地区性协议(比如各种货币的掉期)，以及有一个像IMF这样的组织来协调和支持。这是在所有不同层次上进行的，是最不容易做的事情。
长期来看，首先是人民币的国际化。长期中，美元、欧元、人民币和日元组成一个多储备系统是一种可能。我们应该学习欧洲货币体系，加强SDR的作用。IMF协议的第8条第7款指出，所有的成员应当承诺并使SDR成为官方的重要储备资产。这对于小国家和有困难的国家是有用的。比如去年5月希腊使用SDR份额支持他们的债务，虽然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但应该引起重视。就像索罗斯所说，应该建立一个绿色气候基金。而我们使用SDR的份额就可以确保每一个成员都可以贡献绿色基金。
推进SDR的改革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推动。首先，对于SDR的货币篮子指标需要量化。这涉及两个指标：（1）对于某一个国家发行的货币，它的货物的服务和出口超过全世界的1%；（2）任何一种货币想要进入货币提款权的篮子，就应该满足自由使用标准指标的0.5%。其次，应该定期常规的发行SDR，定期发行SDR标价的资产。最后，要寻找使用替代账户的可行性。需要解决之前关于替代账户怎样分摊成本的问题。
最后，关于改革IMF的问题。如果要建立全球的中央银行，可能是一个对管理和治理的完全改变，改革的路会越走越窄。所以，退而求其次，首先，应该提高IMF中新兴经济体的份额。其次，提高基本投票权的比例。现在仅有5%，而相应的，新兴经济体在ADB是20%，在AIIB是15%。因此，我们应该将更多的权利给那些市场。
Olin Wethington：国际金融构架需要什么样的改革
在理论上来讲，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储备货币，或者说可能是一种新的全球中央银行。然而，在现实中，这两者在目前都难以实行。因为，它们是建立在牺牲各国主权的基础上。而改革应该更着重地去关注怎样以一种更加现实的方式进行改革。
第一，改革要有意义必须在政治上是可行的。过去几年，中美两国的冲突是被放大的。习奥会谈开创了一个减少冲突的基础，他们提到希望建立一个共同的原则，提到现有机构的重要性，承诺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多边开发银行等机构，支持现有机构组织走得更远。因此，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包括建立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机构，我们不能完全地否定它们。因为，它们对过去70年当中的全球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这显示出了它们的能力。
我们之前并没有看到哪一个政府给的建议是什么极端的改革，或者说是对整个系统整个框架颠覆。政府的任何建议，实际上好像都是责任和潜力的一种转移，从主权国家把它转移到一些国际机构中去。我们对当前框架的一种改革大部分都体现在：我们需要加强现有的机制，改进效率，增加它们在企业当中的代表性。而现在我们超越了极端改变的争论，更加关注提供强壮持续的平衡增长。这就需要强调协调的重要性。
G20的重要性并不在于它代表了全球85%的GDP，也不在于它所表现出的政治角色，而在于它是一种产品，是各成员之间来进行对话的承诺。G20是要建立起一个共同的日程，然后共同推进繁荣。所以在这个内容下，有人建议将它机构化。这也间接的反映出G20的不足。因为，这样一种非机构化的实体的基本目的不是实施什么东西，而只是进行一些政治判断，在一些较高的层级上是国家对国际的优先性进行判断而已。因此，未来成为机构的话，应该关掉一些政治日程，把它拖向更加常规性的、有机构支持的流程中去。
对于已经存在的机构，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它们都在以一种更加高效的方式在进行工作。应该关注其脆弱性和对金融环境的责任感。在2007-08年的金融危机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它主要研究机构，包括其它的多边机构，是应该负有责任的。当然，主权国家对于国内的数据披露方面应该做得更多，对于相关数据的监管方面，应该披露，应该进行早期预警分析。这就反映了资源和工作能力的问题。为了解决这样的不平衡，需要把努力放在一些新的分析工具上。这些工具对整个的经济联系性具有一定的敏感性。同时，在全球的繁荣提升方面，各种货币工具方面我们要合作。我们需要各个国家进行整合，核心的问题是关注全球金融安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