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2年12月11日，由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中国全球经济治理50 人论坛、《国际经济评论》编辑部共同主办的“第十届亚太经济与金融论坛”在北京成功举办。本届论坛主题是“高水平对外金融开放与人民币国际化”。会议特邀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宋敏先生围绕如何实现高水平的金融开放问题发表了演讲。本文根据演讲内容整理，并经本人确认。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宋敏

加大对金融领域的开放

开放会带来风险，也会对安全带来挑战，这是由开放的本质和性质决定的。但与此同时，开放也会带来改革和发展的机会。中国的经济就是伴随着贸易、金融各个方面的开放而发展的。开放也是促进改革的重要动力。如果仅考虑国家安全就对开放束手不前，无疑会阻碍我们进一步的改革和发展，同时也会带来更多的风险和更不安全的环境，这本身便是一个辩证关系。作为一名金融学者，我们考虑的大部分风险都是可以计量、可以管理的，即可以通过管理工具来减弱风险，也就是说风险虽然也是“Unknown”，但我们可以通过某个分布函数对其进行度量，并采用金融衍生产品等各类工具来应付此风险。但对安全的考虑可能超越了金融学者们的理解，这将使开放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即所谓的“Unknown Unknown”。具体而言，政治安全、国防安全，甚至可能发生冷战和热战的不确定性，都使我国面临的安全压力将远远大于金融开放所带来的风险。当然，二者无法完全分割。如前所述，金融的风险是可以通过金融工具来规避的，因此在安全的视角下考虑，应该加大对金融领域的开放，通过引进外资金融机构和各方的力量，同时也鼓励本国金融机构“走出去”，可以帮助我们减轻对金融安全产生的威胁。

美国通过《香港自治法案》对香港的金融机构进行制裁，但对香港机构的制裁很快就会波及到在港的外资金融机构，包括来自美国、欧洲、日本的金融机构，因此想在香港执行此类制裁是颇具困难的。相对而言，对俄罗斯的制裁就会显得更加有效，因为俄罗斯的金融体系开放程度是不及香港的。香港高度的金融开放可以帮助其抵御该类金融制裁，因为在港机构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关系了。

最近几年我都在倡导应该进一步扩大开放。2020年我国率先从疫情中走出，彼时利率和各种投资机会都处于较好环境中。如果能在当时做出“惊险的一跃”，原来比较难解决的诸多问题也会迎刃而解了，不过目前也仍不算晚。刚才余老师提到，美元升息周期基本见底，升值空间触及“天花板”，如果在国内疫情防控更加优化的背景下，经济能够尽快恢复，我国将会面临更多更好的投资机会。目前我国金融资产已经形成了和美元、欧元资产不尽相同的趋势，从全球资产配置的角度来看，这对全球投资者而言都是良机。因此可以更为大胆地着手，不能仅考虑安全就对开放束手束脚。

充分利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

金融开放要充分利用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优势。香港目前是全球排名第三的国际金融中心，也是中国重要的国际金融中心。尽管上海在多年以前就提出要打造国际金融中心，但就各种指标而言，上海的国际金融中心建设并没有达到当年的期望，多项指标近年甚至出现下滑。香港成功的原因在于，其运行是基于英美案例法框架的，目前绝大部分全球金融中心都是基于英美案例法的，这既有历史原因，也有隐含的学术逻辑。香港拥有信息多元化、信息流动自由化、资产多元化的特点，因此香港的制度优势应当被充分利用。

香港在法律、制度和监管方面要维持稳定性，因此不建议将香港汇率改革与人民币进行连通。由于香港已经形成了规模庞大的人民币离岸中心，在国内在岸市场没有完全实现市场化开放的前提下，会形成两个庞大的人民币在岸和离岸市场，从而形成不同的利率和汇率，对我们的金融改革开放造成巨大压力。港币继续与美元挂钩实际上赋予了中国整个金融体系一个良好的工具，也就是从金融的角度给我们提供了期权。此外，香港在其它方面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比如其也是全球IPO重要的中心。在此次中概股回归的争议中，香港实际上承担了承接中概股回归的重要作用。如果没有香港的存在，我们的处境将会十分被动。

香港既是一块“试验田”，也是一道“防火墙”，在跨境支付、跨境金融方面可以跟内地金融监管机构良好对接。由于香港跟国际市场之间的连通没有障碍，一旦我们跟香港之间连通的实验结果良好，下一步就可以据此为金融开放提供经验借鉴。香港作为一块“试验田”，也可以承接全球数字资产概念的运作，所以在中国下一步的开放中，香港的重要地位应该进一步增强。香港发挥的最好作用就是和“湾区”的融合，在金融制度方面，“湾区”的开放应该与香港全面对接，在对接的基础上再发展内地的特色，形成香港的“金融制度+”。“湾区”其它城市的优势，包括产业优势、科技优势，也应该“加”到香港。

在十几年前我曾参与过前海金融开放的实验和方案的讨论，在此过程中我们发觉区域的金融开放其实充满困难。因为金融事权属于中央，想通过单个区域进行金融实验存在很大困难。但在新的形势下，我们希望有更大的空间。事实上，最近国家对“湾区”管道式的开放加大了力度，跨境的理财通也在最近一年中被提出来。开放会扩大管道的半径，让更多的人参与跨境的金融业务。

以数字金融助推金融体系开放

在数字金融和开放的关系上，数字金融是由数字技术驱动的，很多颠覆性技术还是靠比较有活力的民营经济创造的，所以开放需要依靠民营经济和市场作用。近年来，以支付宝和微信支付为代表的第三方支付体系成为了金融体系巨大的推动力量，体现了数字技术对金融体系的推动和改进。中国的金融体系应该进一步开放，不仅要对外开放，也要对自身内部各种市场力量开放。第三方支付已经鲜明地说明了民间的活力，其中支付宝、微信支付、银联和众多金融机构在支付方面做出了大改进，如果没有对民间的开放，就很难带来对传统金融体系的巨大推动。我们应该鼓励民营金融机构，比如支付宝、微信这样的支付机构，向“一带一路”国家延伸，提供更好的服务，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推动央行的数字货币。如果没有支付宝和微信支付构建的网络支付的群众基础，很难想像数字货币能够很快取得成功。数字货币在跨境支付中具有巨大潜力，虽然现在我国数字人民币更多地以零售的形式被使用，但其基础技术框架基于区块链的开放式架构，所以有众多接口可以与其他国家央行的数字货币产生对接。

构建完善的绿色金融市场

        在绿色金融发展上，中国已经走在全球前列，目前总规模已经超过20万亿，贷款量也高居全球第一。中国对绿色融资的需求巨大。因为中国是全球二氧化碳排放第一的大国，至少目前来看排放的全球占比为30%。加上“双碳”计划的提出，已经可以估算出这是一个巨大的融资需求。既然中国对绿色金融存在巨大需求，怎样在新的基础上发展绿色金融，并且要实现跟全球标准的对接，完成进一步开放，便显得尤为重要。中国碳排放市场现在已经位列全球第一，不过这仅是从覆盖面来看，在交易量、金融属性和参与方上还是不够的，无法与欧洲的碳排放市场交易量相比。怎么从发展和创新的角度把我国碳排放市场做到真正的全球第一，能够真正开放、吸引更多全球投资者，是下一步应该仔细考虑的问题。在目前全球缺绿色资产的背景下，我国应该在绿色金融创新的基础上提供更多的全球投资绿色资产标的，构建全球最大的绿色市场，这对下一步实现人民币国际化而言也是一条新的渠道。

编辑：王    瑶

整理：汪俊波

校对：陶坤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