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6年8月8日，由鸿儒金融教育基金会、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和全球经济治理50人论坛共同主办的“2026年鸿儒全球金融治理论坛”在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举办。本届论坛以“全球经济再平衡和中国应对”为主题，汇聚来自政府部门、高校、科研机构和金融业界的专家学者，围绕新一轮全球经济失衡的特征与风险、中国经济再平衡、金融开放以及全球金融治理等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展开深入研讨。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魏尚进教授发表题为《产业政策、结构性因素与经常账户顺差》的演讲，以下为发言内容整理。
今天上午，易纲行长与余永定老师发表了高屋建瓴的主旨演讲。余永定老师把地缘政治和国际经济失衡联系在一起。事实上，二者的关联并非新近出现，至少可以追溯至约180年前。
一、贸易失衡和地缘政治博弈案例：历史上茶叶的 “去中国化”
19 世纪中前期，英国对华贸易面临巨额逆差，中国依靠茶叶出口积累了大量贸易顺差。茶叶在清代出口商品中居于绝对主导地位，占清政府出口总额的60%‑70%，瓷器、丝绸、木材等其余商品占比有限。某种意义上，当时中国的对外出口，很大程度上就是茶叶出口。茶叶的拉丁学名字面含义为 “中国的茶树叶”；全世界六千多种语言里，“茶” 的两大发音体系，根源都来自中国。
面对对华巨额贸易逆差，英国最初的应对手段是向中国倾销鸦片。清政府实施禁烟之后，英国发动了鸦片战争。从贸易背景观察，这场冲突也可看作由茶叶贸易失衡所引发的战争。但英国政府很快意识到，即便战争取得胜利，也难以从根源上扭转对华贸易逆差。鸦片贸易换来的白银，依旧会被用来采购中国茶叶；而如果鸦片贸易合法化，中国本土也有可能发展鸦片种植。
为此，英国转向实施结构性的 “去中国化” 策略：由东印度公司派人前往安徽、浙江、福建等中国茶区，偷取茶籽、茶树苗以及整套制茶工艺，随后在英属印度阿萨姆、英属锡兰等地大规模开辟茶园。数十年过去，英国与欧洲的茶叶消费规模并未缩减，然而中国不再垄断全球茶叶出口，甚至相继丧失全球第一、第二大茶叶出口国的地位。这段历史揭示，贸易失衡和地缘政治博弈始终深度交织，二者的联系至少已有约180 年，值得我们高度重视。这个故事在我2026年5月出版的《茶与咖啡：杯中的全球贸易与资本博弈》里有更详细的阐述。
二、产业政策与经常账户顺差
在探究今天的贸易失衡的成因时，我主要从产业政策和结构性因素两个角度展开分析。产业政策能够改变部门层面的贸易表现，却很难左右整个经济的贸易总顺差或总逆差。这不代表产业政策不需要完善：部分政策会造成资源配置的扭曲，有待改革，但这与 “产业政策决定一国经常账户总差额” 是两个不同的问题。
中国造船业产业政策是众多的产业政策例子之一。2003年，国家推出多项扶持造船行业的政策。改革开放之后直到上世纪 90年代，全球造船出口的龙头一直是日本和韩国，中国所占市场份额微乎其微。依托产业政策的助推，国内造船产业迅猛扩张，2007年跃居全球最大商用船生产、出口国。如今，中国的造船总量几乎等于其余全世界各国的总和。这充分证明，产业政策确实能够有力改变部门格局。在商业船只行业，中国是明显的出口大于进口。
那为什么针对单一行业的政策刺激，很难改变一国整体的贸易差额？关键就在于一般均衡逻辑。一个国家可用的资源是有限的。要扶持某一个产业，就要从别的行业抽调人力、资本，这其中也包括和海外产品相竞争的本土行业。当出口行业被政策带动做大，原本对抗进口的本土产业就会被挤压、出现萎缩，进口便会随之增加。也就是说，出口扶持政策，往往会对出口、进口两边同时抬升，最终对净出口的拉动效果，远没有大家想象得那么强。这正是勒纳（Lerner）对称定理揭示的道理：征收进口关税，相当于变相对出口征税；给出口补贴，也等同于变相补贴进口。
顺着这个逻辑不难判断：美国大幅加征进口关税，大概率无法降低它的整体贸易逆差。美国的实际经历，恰好验证了这套逻辑。美国过去曾是全球低关税的代表，现在的关税税率却处在百年以来的高位。然而，大规模加税并没有把整体贸易逆差降下来。美国国内各类生产资源已经充分投入使用。关税保护固然可以帮本土和进口产品竞争的产业提升竞争力，例如让竞争力偏弱的钢铁行业扩大生产。但这些产业扩张需要抢夺其他行业的人力、资本，出口行业也会因此被挤占资源。除此之外，关税还会抬高出口企业采购进口中间品的成本，进一步削弱出口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多种因素叠加，加税不仅难以减少贸易逆差，甚至会起到反效果。
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主动大幅降低进口壁垒，为这一逻辑提供了正面例证。按照简单直觉，降低进口壁垒应当推高进口、压低顺差；但一般均衡的结果是，降低进口壁垒会同时促进出口和进口，而且对出口的刺激作用可能更大。进博会也有类似意义：它有助于增加居民消费选择、拓宽市场视野；但按照对称逻辑，补贴进口在一定意义上也会促进出口，因此对外贸顺差或经常账户顺差的直接影响可能较小。
三、结构性因素与经常账户顺差
在排除贸易政策的直接影响后，经常账户差额主要由结构性因素决定。任何国家的顺差在宏观恒等关系上都等于总储蓄减去总投资。这是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的定义所决定的，并不依赖任何特定的经济学理论或特定的经济行为假设。因此，理解中国为何形成较大顺差，实质上就是理解中国总储蓄为何显著高于总投资。
从储蓄结构看，政府储蓄对中国顺差的贡献较小，因为财政总体存在赤字；关键在于居民储蓄和企业储蓄。中国居民储蓄自2000 年起明显上升，居民消费占比相应下降。所谓储蓄，就是当期收入中未被消费的部分。解释居民储蓄的理论很多，例如预防性储蓄理论，但其统计解释力并不充分。与西欧、北欧相比，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确有进一步完善的空间；但从动态角度看，今天的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障显然优于21世纪初，医保覆盖范围不断扩大、保障标准持续提高，因此，仅靠预防性储蓄理论很难解释居民储蓄率长期持续上升的轨迹。
四、性别比失衡与贸易顺差的关系
要理解我国的居民储蓄率为社么相对于本世纪初有了较大的上升，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个结构性因素是适婚年龄人口中的性别失衡。我们的研究发现了一个重要的数据规律：20 世纪80年代起，较为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叠加 B 超技术普及，使出生人口性别比失衡并逐渐加重；出生性别比失衡最终传导至婚配年龄人口。当前婚配年龄段男女比例约为115:100，而多数国家大致为100:100。这意味着，全国平均每8名男青年中约有1名可能面临较大婚配困难，部分地区的情况更加突出。
宏观经济学之所以需要关注这一问题，是因为在婚配市场上，相对财富是影响婚配竞争力的少数可通过家庭行为改变的变量。有男孩的家庭为了提高子女在婚配市场上的相对地位，会压缩或推迟消费、增加储蓄，形成储蓄竞争；这种压力还会通过 “门当户对” 等机制传导到有女孩的家庭。因此，性别失衡不仅提高有男孩家庭的储蓄率，也会带动其他家庭提高储蓄。根据我们的测算，性别失衡对2000年以来居民储蓄率上升的贡献约为 50%。这个机制及其实证数据证据在我2026年8月出版的新书《繁荣的困局：性别失衡如何重塑经济与社会》里有详细的阐述。
这个分析框架可以帮助我们界定一部分 “超常且非最优” 的储蓄：这类因素对储蓄的刺激大于对投资的刺激，从而额外推高储蓄率。从个体家庭看，参与储蓄竞争似乎有其必要性；但从社会整体看，所有家庭同时增加储蓄并不会改变婚配竞争格局，却会压低消费和幸福感，形成类似囚徒困境的结果。纠正这部分超常储蓄，需要从改善人口性别结构等根源入手。例如，可以进一步支持生育，并研究对生育女孩家庭给予适当政策支持。
影响中国企业储蓄率的结构因素之一是金融制度现阶段的某些特征。当许多民营企业即使生产率较高仍然面临“融资难、融资贵”的挑战，它们就会提高自己的企业储蓄率。由于中小民营企业的总数较大，它们的储蓄对中国总体企业储蓄额的影响不容忽视。这是中国企业储蓄高企不下的结构性因素之一。
当然，还有一些别的结构性因素，让总储蓄额高于总投资额。由于我发言时间的制约，这里就不展开了。
总体而言，产业政策和关税政策主要改变进出口的行业结构，对一国出口减进口，即经常账户差额的影响，通常低于人们的直观判断。总储蓄率和经常账户顺差中确有一部分需要调节的超额储蓄，其重要根源之一是性别比例失衡。解决超额储蓄和超额顺差，长远看必须从结构性根源入手。
编辑：周鹤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