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0年12月18日，由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中央财经大学全球金融治理协同创新中心、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共同主办，双威大学杰弗里·萨克斯可持续发展中心、第一财经研究院和普华永道中国协办的“第九届亚太经济与金融论坛”成功举办。本届论坛主题是“后疫情时期全球经济的恢复与结构性变化”。会议特邀北京大学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贾庆国先生发表演讲。本文根据演讲内容整理。
贾庆国
北京大学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非常高兴有这样一个机会来跟大家交流一些看法，因为我不是研究经济的，所以可能得换一个角度谈这个问题，我的发言题目是《挑战和机遇—徘徊在十字路口的全球治理》。
近年来，全球治理遭遇了重大的挑战。首先是国际秩序弱化。俄罗斯兼并克里米亚，对国际间长期形成的主权原则构成挑战，那就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某一个地方的居民到底有没有权利通过公投的方式，来决定这个地方的主权归属？第二，朝鲜发展核武器，对核不扩散机制也构成挑战。还有就是因为美国阻挠，世贸组织上诉机制无法任命成员，无法有效的运行。另外，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上升，特别是超级大国美国率先打贸易战，也严重冲击了全球贸易秩序。
其次是全球性的挑战加剧。一是新冠疫情失控；二是世界经济受到比较大的冲击，有一段时间有人甚至说疫情使经济状况堪比1929年的世界金融危机，甚至于比它还糟糕；三是大国争斗凸显，特别明显的就是中美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四是一些地区安全形势紧张，特别是中东地区；五是环境恶化、气候变暖。
最后是国际合作难度加大。在全球性问题上，主要国家间，特别是中美之间，无法达成有意义的共识，更不用说采取一致的行动，包括应对新冠疫情问题、恢复世界经济增长问题、维护网络安全问题和扭转气候问题。
总的来讲，全球治理现在遭遇重大的挑战。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我想有以下几个方面原因：
1.特朗普效应。在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不仅放弃领导责任，而且在一些人眼里成为了最不负责任的大国。美国的做法包括主张美国第一、大打贸易战、退出多个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破坏伊核协议、破坏国际应对疫情的合作等等。特朗普政府的这些做法都对全球治理构成严重冲击。
2.中美冲突加剧。在特朗普政府的积极推动下，中美关系快速下滑，意识形态上斗争、政治上对立、经济上脱钩、军事上对抗、以及两国之间的对话机制停摆。美国还以安全为由，限制中美间的民间交往，包括取消很多访问学者和学生的签证。鉴于中美两国在全球治理方面巨大的影响力，两国关系紧张给全球有效治理构成严重的挑战。
3.国际间和各国国内两极分化问题严重。发达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拉大，特别是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的鸿沟难以逾越。大多数国家内部，包括发达国家内部贫富差距也在不断地扩大，特别是超级大国-美国国内贫富差距扩大。应该说美国在全球化过程中是获得了巨大好处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些好处没有惠及到很多人，很多美国人，特别是中西部的中产白人，他们的生活长期得不到有效的改善，这使得美国国内很多人对现状的不满，并对全球化产生抵触情绪。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美国国内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影响上升。
4.发达国家国内问题外部化。比如说刚才谈到的国内两极分化，它导致发达国家内部民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声音上升，特朗普政府更是因此对外打贸易战，一方面转移国内矛盾，另一方面试图把一些工作机会转移到国内。再比如说，新冠疫情，这也是国内问题，本来应该自己好好去解决的，但是解决不利，结果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往外推卸责任，我们现在把这种做法叫做“甩锅行为”。还有就是毒品问题，自己在国内解决不了，就到国际上寻找解决方案。比如说中美之间曾经有个芬太尼的问题，美国政府在国内阻止不了民众吸食芬太尼，结果它就跑到中国来要求中国管制这种药品，尽管中国并不存在民众吸食芬太尼的问题，中国也没有向美国出口芬太尼药物。所有这些和其他国内问题，美国自己解决不了，就在国际上寻找解决方案和推卸责任，这也使得国际合作变得非常的困难。
5.网络和5G对国家安全的冲击。网络的发展使得信息技术的触角深入到人的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从卧室到办公室无处不在。5G使得信息传送速度进一步加快，大大增加了管控信息的难度。在此背景下，国家间要想保持密切的联系就需要有起码的信任，但是现在国家间、特别是中美两大国之间，这种信任严重缺失，这使得高科技脱钩，乃至于一定程度上的经济上的脱钩，的压力不断在增大。
未来全球治理的全球应该说是有喜有忧。喜从何来？。一是美国总统大选终于落幕，拜登取代特朗普。美国有可能重拾领导者责任，推动国际合作，并联合中国和其他国家共同应对全球性的挑战，包括恢复正常的经贸秩序，也包括应对气候变化和恢复受到疫情冲击的经济增长。
二是尽管在特朗普时期中国受到了不公正的待遇，但是中国政府从大局出发还是希望和美国稳定关系，并在有共同利益的问题上开展合作。所以中美关系还是有机会走向稳定的，并在一定程度上发展合作，包括在重启对话和协商、应对新冠疫情、恢复受新冠疫情冲击的全球经济增长、扭转气候变化、制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方面。
三是大多数国家在全球治理过程中是有重大利益的，所以它们仍然期待着通过国际合作应对全球性的挑战。所以，只要中美两国能够引领和推动全球治理，大多数国家也会支持的。
忧在哪里？一是美国国内的政治现实，制约了拜登政府能够发挥的引领作用。这次选举可以看出特朗普在美国的支持者还是非常多的，7000多万选民投了他的票。而且现在美国参议院的选举还没有完全结束，共和党还有可能控制参议院，如果共和党控制了参议院的话，那么拜登政府在推动全球治理方面要想有所作为也难。
二是中美合作面临多重制约和挑战，美国国内在对中国强硬上是高度一致的，这一点可以从美国国会高票，甚至全票，通过反华法案中可以看到。在美国国会在任何问题上意见都存在很大分歧的情况下高票甚至全票通过这些法案实属罕见。随着中国的崛起，两国意识形态差异、政治制度差异和经济治理模式的差异也越来越突出。怎么去寻找一个和平共存的途径，是两国面临的非常大的挑战。
三是美国和西方国家内部的矛盾无法解决，包括贫富差距、种族问题、治理效率低下问题，所以这些国家国内问题外部化情况也会继续。
四是国际和各国国内两极分化的趋势短期内难以逆转，在此背景下，反全球化的压力将会继续阻碍国家间在全球治理问题上的合作。
五是在国家间，特别是中美之间，信任极度缺失的背景下，一些国家间技术上脱钩的压力将依然存在，这将继续影响国家间在高科技领域的合作。
未来全球治理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中美两国政府能否抓住机遇，管控冲突，和国际社会一道，从合作应对新冠疫情出发，重启应对全球治理方面的挑战。鉴于中美两国都是现存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的利益攸关者，两国应该而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管控冲突并推动全球治理方面的合作。
具体来说，希望两国政府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尽快重启各类对话和协商，探讨管控分歧的方法和在有共同利益的问题上合作的可能性；第二，在有共同利益全球性问题上，积极引领和推动国际合作；第三，具体路径上可以采取先易后难的做法，先在容易取得进展的问题上开展合作，通过成功地合作重建信任，在互信增加的基础上扩大合作；第四，就目前的情况来看，两国应该尽快就应对疫情、恢复世界经济增长和扭转气候变暖等问题尽快开展合作；最后，希望两国加强和用好现存的多边合作机制推动全球治理，同时在一些新的领域，比如说网络安全、5G和人工智能等方面，推动制定相关规则和行为规范，使国际社会在这些方面有可能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基础上，有序地开展国际合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