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第30个年头。在过去30年里，中国实现了由计划经济体系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的转型，并成功地保持了年均9%以上的经济高速增长，经济实力显著增强。作为经济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金融领域也发生了巨大的变革，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金融体系已经基本形成。当前，全球经济正处于艰难的调整之中，中国经济也面临许多严峻的挑战。面对新的形势，回顾和总结这三十年的金融改革经验，继续探索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新思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为了增进学术界、政策制定和实务部门对于上述问题的相互交流，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商学院联合主办以“中国金融改革30年：回顾和展望”为主题的第二届亚太经济与金融论坛。论坛的具体议题包括：“金融改革开放 30 年：历史回顾和经验启示”、“当前的宏观经济金融形势与政策选择”和“全球金融危机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与会中外学者对上述议题展开了深入、热烈的探讨，一致肯定了中国过去 30 年间经济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对今后的进一步改革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同时，专家们对当前的国内宏观经济和全球金融危机形势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展望，并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对策建议。本书对演讲嘉宾的主要观点进行综述，以飨读者。
   一、金融改革与开放 30 年：历史回顾和经验启示
   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博士全面分析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社会经济发展成就。一是从国内生产总值、经济增长速度、经济总量占全球的比重、人均GDP、财政收入和外汇储备等宏观经济指标，分析了我国综合国力不断增强； 二是从产业结构、城镇化和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分析了中国经济结构、发展方式与增长模式不断优化；三是从农产品、制造业、重要工农业产品和服务业，分析了社会商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显著提高；四是从进出口贸易、利用外资和对外投资，说明了中国对外贸易与投资快速发展，开放进程不断推进；五是从就业人数、人均可支配收入、扶贫等方面，阐述了人民生活快速改善。
   同时，马建堂博士也指出经济社会发展存在一些问题。比如，经济发展方式比较粗放；制造业的某些核心技术还没有掌握；地区矛盾、地区差距仍然比较大；环境资源压力很大，收入分配也有拉大的趋势。
   中央财经大学校长王广谦教授从过去经济金融改革30年对中国模式进行理论层面的归结。第一，中国改革发展模式抓住了三大机遇：世界经济结构的大调整、新一轮科技创新浪潮以及国际形势从对立走向缓和，并从战略层面、制度层面和政策层面总结了中国的改革模式。第二，回顾了过去30年中国金融改革的进程，并对下一步改革方向提出了若干值得探讨的问题。包括：各类金融机构的联动与协调发展、金融机构的集中程度与国家控股权的问题、政策性金融机构的发展定位、金融监管等等。第三，过去30年是中国经济转型的过程，未来30年是中国经济定型的过程。转型期间以改变为主，定型期间应注意确立中国模式，要进一步改革的重点及瓶颈，加快转型的步伐，推进新模式的确立。
   中央财经大学博士生导师吴念鲁教授讨论了过去30年利用外资的经验。为进一步促进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要正确处理好对外开放、利用外资和以下问题的关系。一是利用外资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外资规模要和经济增长的需求、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相适应；二是利用外资与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关系；三是利用外资与宏观经济调控的关系；四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和引进外商直接投资是不匹配的，要处理好利用外资与引进来、走出去的关系。吴念鲁教授建议从四个方面加快对外开放的步伐。一是要发展和完善资本市场；二是建立公平公正的财富体系，让更多人增加财产性的收入，比如建立股市稳定基金；三是要制定资本项目开放的时间表，打造现代化的企业，加快走出去的步伐；四是加强金融风险的防范。
   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商学院副院长谭安杰（On Kit Tam）教授探讨了中国对外投资所面临的问题。他指出，虽然中国资本市场还没有开放，但是中国已成为最主要的FDI接受国。过去几年，中国企业也开始对外进行直接投资，比如在非洲、南美、澳大利亚等地区进行了能源、矿业方面的投资。主权财富基金和国有企业在进行对外投资时，要求企业有透明度，有清晰的问责机制和公司治理机制。对于国家所有权占主导的企业， 澳大利亚和美国对他们的投资活动都有一定的政策限制。这些发达国家会研究外国政府对企业的控制程度，对当地市场竞争的影响，对本国的战略性影响、金融体系稳定性和国家安全的影响。澳大利亚和美国对于外国政府所有权的FDI的指引，是以市场教育为原则来进行，不能以内部交易模式来进行。
   谭安杰（On Kit Tam）教授指出，透明度的指标包括：投资什么资产、确定投资标准、投资的分配、投资主体与政府和管理层的关系是什么？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最主要集中于资源投资。中国投资公司CIC名义上是有限公司，受中国公司法管理，但是公司章程没有公开过，三分之二的资金投资于中国境内的金融业。董事会成员基本都是官员，政府参与的程度很强，公司的治理架构是外国政府评价投资项目的一个重要指标。由双边或者多边的协议来监管FDI的活动，是一个可供考虑的办法。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财政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张杰教授分析了中国经济改革的目标和模式。第一，改革是一个过程，可以说没有既定的目标。第二，中国的改革被称为转型是一种误解，转型经济特指苏联东欧国家。中国30年的经济改革不是转型或转轨，而是中国原来改革道路的延续。第三，从整个国家的改革方式来看，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应该走中国自己的道路。张杰教授对中国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提出两点意见。首先，既有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是政府间的博弈占主导，即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这两大利益主体在相互博弈，而农民则被置身事外。其次，农村金融体制改革走的是自上而下的道路，这条道路是不成功的，我们要允许农村社会小型金融机构犯错误。
   中央财经大学校长副校长史建平教授指出，金融改革遇到的问题，要放在未来30年的角度去思考。他提出了两个需要探讨的问题。第一，如何评价中国金融业。中国金融业是什么状况？用什么标准评价金融体系健康还是不健康？金融体系和国家的文化、经济体制是紧密联系在一起，不是依赖模型就能够简单解决的。第二，未来改革的道路怎么走？在开放中竞争，在竞争中如何提升我们在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中的发言权和维护经济金融稳定。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郭田勇教授讨论了银行业改革的成就和前景。首先，银行业改革，特别是国有银行改革是非常重要的制度创新。经过2002年后的产权改革后，我国银行业的公司治理水平得到很大提升。其次，银行业改革的成功为整个宏观经济提供了重要支撑，同时也为我们探索国有资本的运营方式、股权激励改革等问题提供了经验借鉴。郭田勇教授提出，目前银行业改革面临经济进入下行周期的考验。第一，从增量贷款来看，需求减弱，同时银行本身基于未来经济不好的预期，放贷的意愿降低。第二，从存量贷款来看，以前企业出现经营不善或者破产倒闭的情况，同时由于以前放的贷款，存在贷款集中度比较高，所以存在行业性的风险。这两方面将使得贷款收益变少。银行盈利的80%以上来自利息收入，经济周期下行对银行经营业绩是很严峻的考验。不过，郭田勇教授指出，银行业有熨平经济周期的能力，国家宏观经济政策会进行调整，未来政府投资数量会进一步增大，这会给银行经营提供更好的外部环境。
   二、当前的宏观经济 金融形势与政策选择
   美国斯坦福大学经济系Ronald I. McKinnon教授讨论了金融危机背景下中国财政政策和汇率政策。他指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贸易顺差国，拥有很多以美元计价的债权。外国政府认为中国在操纵人民币汇率，要求人民币升值。但是，人民币升值难以解决中国的贸易顺差。原因在于，中国的贸易顺差源于中国的储蓄盈余，其中最主要的是企业储蓄的增加（企业红利没有发放出去）。人民币汇率的调整，不会影响到中国的储蓄投资缺口，因而无法解决贸易盈余的问题。中国应该将汇率看成是国内货币政策的延伸，目前应该固定美元和人民币的汇率。只有在美国不再打压中国、不再对中国出口征税的情况下才可以考虑实行弹性汇率。为减少中国的储蓄投资缺口和应对全球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必须采取强有力的财政措施，降低贸易盈余，同时维持汇率稳定。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助理吴晓求教授从税收政策的角度探讨如何扩大中国内需、转变经济增长模式。他指出，长期以来，出口都是中国经济增长的最大动力之一。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全球经济进入衰退，中国经济很难再次依靠出口来拉动，这为中国经济增长模式的调整和转型提供了一个历史机会。如果中国的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能够扩大，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和质量都会有很大的提高。要实现这样的转型，需要进行税制改革，降低税负，让居民收入增长，消费才能增加。同时，要扩大支出，进行第二轮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
   中信证券董事长王东明认为当前全球金融危机冲击波会持续多长时间，金融危机引起的经济衰退究竟到了哪个阶段，都面临不确定性。他重点探讨了以下三个问题。第一，从三个角度分析大萧条的影响，透视当前金融危机的冲击。一是对金融业的冲击。大萧条时期，美国有9765家银行倒闭，占比达到40%。二是对实体经济的冲击。美国银行贷款下降50%以上，股票市值和交易量下降70%以上，实体经济收缩近30%。三是对国际金融体系的冲击，危机后人们会重新思考如何重构金融体系。此次危机后，美国金融机构、信用卡市场、汽车贷款市场将会受到巨大冲击，对实体经济冲击的强度和广度会大大超出目前的预测。
   第二，面对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如何调整经济增长模式？2002-2007年，全球经济平均年增长速度超过4.3%，远远高于过去的水平，美国和中国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本轮全球快速经济增长的过程中，美国通过房地产的泡沫维持过度地消费，中国通过大量出口和投资来维持过度生产。美国次贷危机后中国的出口将会下降。如何走出困局，中信证券董事长王东明提出三点建议：一是进行反周期操作，加大基础设施和产业的投资，缓解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二是中国具备对外投资的资金能力、生产能力、建设能力和输出能力，可以加强对发展中国家投资来带动出口；三是放松管制，发展医疗、教育、公共交通、环境保护、文化等服务业，将出口部门转移出来的资源重新配置到服务业，启动中国内需。
   第三，投资银行作为独立机构还有发展空间。王东明先生从三个方面进行了探讨。一是技术层面。近十年华尔街经营特征的缺陷，主要表现在普遍采用高杠杆的经营和资产定价的高波动上，危机爆发之前杠杆率达到30多倍。危机爆发后投资银行被迫去杠杆化。二是行业属性方面。美国还有许多从事中介业务的投资银行，独立投资银行还有发展空间。三是经营范围层面。美国投资银行经营范围过宽，资产规模过大，监管将会加强，衍生品规模缩小。
   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教授讨论了目前扩张经济的优势与困难。和98年相比，目前经济扩张的优势有四个方面：一是有更大的储备；二是有更大规模的税收；三是更加没有泡沫的资本市场；四是更加具有下行空间的综合税率。但是也面临四个方面的困难：一是更难以提升的居民消费；二是更大规模的地方政府债务；三是外部需求更为糟糕；四是更难以把握的房地产市场。钟伟教授还指出了次贷危机引发了若干值得研究的问题，包括：一是过度金融化；二是危机之后数量工具会重新给予重视；三是重新看待资产价格泡沫和金融危机的关系；四是是否需要把内部模型法往前推进；五是监管自律化是不是一个趋势；六是公允价值是否加剧了金融体系的波动性；七是危机的救助方式；八是国际货币体系的重建缺乏实质性内容。
   亚洲证券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陈兴动对目前经济形势提出四个观点。第一，2008年中国经济目标应该是努力保持增长，不存在过热问题。第二，要控制通胀，要忍耐通胀。第三，要稳定就业，外部因素对中国冲击非常大。第四，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掉到8%以下，会产生许多政治问题。针对这些问题，陈兴动先生提出了四个方面的政策建议。第一，财政投资要推动城市基础设施的发展和城市交通过程，需要运用财政政策去启动中低收入者的消费。第二，中国应该大规模进口技术和机械设备。第三，要放松金融管制，要把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尽可能调动出来。第四，要稳住中国房地产市场。
   清华-布鲁金斯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肖耿教授指出，在固定汇率制度下，中国是通过货币工资增长和收入增长来平衡宏观经济的，但是也遇到了非常严重的挑战，就是实际利率为负，而这正是美国金融危机的根源所在。国际上对人民币存在升值预期，主要原因是中国要素价格严重扭曲，土地、水、电、煤等补贴导致中国制造的产品在全世界太便宜。如果放开要素价格，让要素价格反映市场供求关系，出口产品价格一定会上涨，就能够降低人民币升值压力。受金融危机的冲击，当前经济出现激烈下滑，政府推出大规模经济刺激方案。在当今世界，只有中国能够有能力、有实力推出大规模的刺激经济的政策。中央政府应该降低税率、扩大基础设施投资，采取财政赤字政策，让地方政府发债。
   中国国际金融公司首席战略分析师黄海洲博士提出，G20要在短时间内重新设计新的方案，是非常困难的。大萧条之后的国际货币体系改革，是由于世界大战和其他原因，美国在这里面扮演重要的角色。现在，由于各方面的原因，短时间内难以实现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
   三、全球金融危机及其对中国的影响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高级研究员胡永泰（Wing T. Woo）教授分析了危机前的经济金融环境，认为金融危机并不是由国际货币体系造成的，而是由于金融监管不足所致。20世纪90年代，全球劳动生产率大幅提升，中国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迅速融入世界体系，使得制成品的价格下降，美国的货币政策过于关注CPI，从而忽略了资产泡沫。加上对于金融机构和评级机构缺乏严格的监管，形成了房地产泡沫。为应对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应从两方面着手。首先，采取扩张的货币政策以及财政政策，银行更需要做好监管，制定严格的标准，保持汇率政策的稳定性。其次，对于不同市场应该有更高层面的金融监管。一是要建立全球金融危机秘书处，并隶属于联合国；二是加快IMF改革的进程；三是加强亚洲金融合作，建立亚洲储备库。
   德国发展研究院高级研究员Ulrich Volz博士呼吁在地区层面和全球层面都要进行合作。金融稳定和公共商品对于全球国家和地区都是至关重要的。现在世界经济金融活动非常频繁，风险会快速地扩散。一个国家金融账户即使没有开放，也会受到影响，这就要求我们在地区层面和全球层面都要进行金融合作。金融合作有两方面：一是避免风险，二是风险管理。
   北京银行副行长赵瑞安先生认为全球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是空前的，并从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第一，目前中国的储蓄率非常高，偿债能力非常强，信用非常好，要刺激需求应先从个人信用扩张开始。第二，保持人民币汇率稳定，维护出口企业的有序经营。第三，政府投资应侧重于中小城市和城镇，不能过多投资于大省市，公共投资需要更多关注国计民生。
   中国银行业协会常务副会长杨再平博士从银行业的角度探讨如何应对金融危机的冲击。第一，有必要进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危机后国际金融格局将会发生很大变化，中国作为第四大经济体，第二大贸易国，应该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第二，中国经济进入下行周期，稳健财政政策要调整成积极财政政策，从紧政策应转变为宽松货币政策。第三，货币政策传递机制中银行的角色和作用。有四种信贷值得关注：一是并购贷款，支持行业整合、产业重组；二是中小企业信贷支持；三是农村基础设施和城镇化的信贷支持；四是消费信贷。
   花旗集团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黄益平博士分析了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乃至政策带来的启示。金融危机给新兴市场国家带来的风险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外部需求的放缓；二是资本流动回流美国，对外部资金依赖程度的国家出现货币贬值。中国外汇储备较高，不存在这方面的风险。但是中国遇到以下三个方面的挑战。一是要密切关注资产价格泡沫及其对银行业的影响；二是要把开放过程和风险控制结合在一起；三是防范金融风险。目前不良贷款比率约7%，这是由于过去不断地注销坏账和进行改革，同时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今后两三年这些因素都会发生变化。简单的测算结果表明，如果是GDP下跌1%，中国银行业坏账率上升1.4%。中国要关注金融风险，包括银行业风险、资本流动风险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王松奇教授认为美国出现的真正问题在微观层面。美国次贷危机发生的原因是金融机构的贪婪和委托代理链条过长。中国如何应对全球金融海啸带来的冲击，王松奇教授提出如下建议。第一，支持地方政府进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第二，调整产业结构，强制技术性升级；发展创业投资，建立多层次市场，支持创新型企业。第三，放松金融管制，解决制约农村发展的资金问题。中国依然要坚持市场化改革取向，补上金融自由化的课程，同时加强监管，但是这个监管要有一些新的思维。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张礼卿教授探讨了金融危机的成因、影响和对策。第一，全球金融危机的原因包括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从宏观方面，当前全球金融危机可以说是为全球经济失衡买单。在全球经济失衡中，美国通过外国资本维持赤字，流动性非常宽松，资金成本很低，推动房地产市场的发展。但是，全球经济失衡不可能持续。从2002年下半年开始美元一路下滑，到2005年前后，美元兑欧元贬值约30%，这就造成了大宗商品价格飙升和通货膨胀压力。面对成本推动型的通货膨胀，美国被迫提高利率，进而引发次贷危机。从微观层面看，主要是代理人机制以及金融自由化进程中的过度冒险，没有得到好的监管。美国金融部门存在着非常严重的代理人问题，加上金融自由化后业内竞争加剧，鼓励了过度冒险行为，金融创新则为过度冒险提供了很好的技术基础，相关服务机构、中介机构也有很大的责任，加上监管的不力，孕育了次贷危机。
   第二，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根据IMF的预测，2009年全球GDP增长率为2.2%，工业化国家可能全部负增长，中国大约8%。金融危机给中国出口企业带来冲击，但是也有利于促进中国经济从过分依赖外需逐渐转向内需。
   第三，应对金融危机的对策。全球应加强合作，美国在应对危机过程中应承担更多责任。美国同样也要进行结构性调整，最主要的是重新审视金融部门的监管，而不能单纯依靠宏观经济政策来解决当前问题。此外，强势美元政策非常危险，美元继续走强对于美国经常项目非常不利，而美元贬值则有利于缓解美国的经常项目赤字。对于中国而言，应该扩大内需，增加基础设施投资和公共服务体系的投资，并进行结构调整，解决中国经济中的结构性问题（如服务业比重过低、基础设施和医疗教育投资仍然短缺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