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1年中国加入 WTO以来，银行业对外开放的步伐明显加快，外资金融机构给中国国内银行带来的竞争压力日益凸显。与外资银行相比，国内银行的竞争劣势已不仅仅局限于金融产品服务创新或是风险管理、定价技术上的差距，银行法人治理结构的差距正日益成为竞争成败的关键。尽管近年来中国政府已通过向国有银行财政注资、资产剥离和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等方式，以股份制改造和银行上市等手段来改善商业银行的法人治理结构，但中国商业银行的竞争力与欧美国家的大型跨国金融机构依然相距甚远。在未来中国银行业的开放进程中，面对日益激烈的银行业竞争，商业银行法人治理存在哪些问题和缺陷？面临哪些风险和挑战？商业银行应该采取怎样的措施来构建和完善法人治理结构？未来商业银行法人治理变革将走向何方？
   在2007年9月14日由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与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商学院共同举办的“第一届亚太经济与金融论坛:中国银行业的开放与银行法人治理”研讨会上，与会中外学者纷纷从各自角度出发，对上述问题展开了分析和讨论。各位专家回顾了公司治理变革的历史，反思了银行法人治理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为今后进一步稳健开放提供了对策和建议。为了使读者更好地了解这一问题，本书对演讲嘉宾的主要观点进行综述，希望能够引起进一步的争鸣和讨论。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从金融稳定的角度讨论了商业银行的社会责任。她指出，作为有特殊社会责任的金融机构，中国商业银行应遵从中央银行的道德劝说，树立社会责任意识，在宏观约束条件下谋求股东的长远利益。
   第一，遵从中央银行的道德劝说，是商业银行的首要责任。中国目前不具备把货币市场利率作为单一调控目标的条件，在现实中，货币供应量还是宏观调控的重要变量之一。创造信用货币始终是银行区别于其他金融机构的基本特征。信用货币创造有很强的外部性，因而必须对商业银行进行审慎监管。自觉保持稳健经营，配合央行宏观调控是商业银行的首要责任。
   第二，在中央银行被动吐出基础货币形势下，遵从央行的道义劝说尤显重要。近年来，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导致外汇储备大量增长，使得基础货币投放增加，造成流动性过剩。为了使货币创造能够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对冲银行体系过多的流动性便成为货币政策的首要任务。然而，受各种条件的制约，央行流动性管理很难非常准确。在流动性偏多的时候，商业银行不应仅仅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而是要对自己的信贷扩张行为进行约束，遵从中央银行道义劝说。
   第三，银行董事会要在宏观约束条件下谋求股东的长远利益。银行作为一个创造信用货币的特殊企业，它的行为会对全社会产生重大影响，有着不可推卸的社会责任。银行董事会要在企业承担社会责任上，发挥主导作用。一个有战略眼光的董事会，应该看长远稳定的发展，不应该为短期股价波动来影响银行战略决策。目前商业银行利润结构当中，还是以存贷息差为主，这种结构是不利的，银行的利润来源应该多元化。银行要按社会需求生产，全年均衡放贷，做好信贷配给，提高服务水平。商业银行不顾企业经营需求，不顾企业四季均衡生产的要求进行放贷，是违背社会责任的。
   澳大利亚驻华大使Geoff Raby先生认为，银行业开放有助于增强银行的竞争能力，中国可以从澳大利亚的银行业改革中获得经验与启示。他指出，澳大利亚银行业改革领域非常广泛，包括基础设施、银行管理和经济效率方面的改革、外汇储备及安全性方面的改革等等。1995年以后，澳大利亚基本放开对于银行业的管制，这不仅没有削弱银行的竞争能力，反而使澳大利亚银行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银行。Geoff Raby先生还指出，正确的监管政策，尤其是关于外资竞争的监管政策，对银行业的发展非常重要。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王松奇教授指出，银行业开放的主要目的，不单纯是通过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来补充长久性营运资本，而是要把开放和改善银行业公司治理相结合。中国银行业的公司治理包括四种情况：一是政府控制；二是内部人控制；三是股权结构大体合理，公司治理相对规范，比如民生银行；四是通过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逐渐走向正规，而且较好地处理了党委会和外方股东董事会、监事会的关系，比如交通银行。金融业的主要问题是效率过低，公司治理结构没有在基层中表现出来，改善公司治理结构依然任重道远。金融监管当局要放松管制，改造金融体系。比如，发展创业投资，鼓励风险资本；建立多元化、多层次资本市场；通过配套政策鼓励创业，鼓励所有机构参与创新，引导资源从银行系统流向那些需要资金的领域。
   花旗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黄益平博士探讨了银行业开放的现状和前景。他指出，外资进入中国银行业，并没有影响到我国的金融稳定和金融安全，因为外资银行也同样接受和中国国有商业银行同样的法律管制。放松外资银行的业务管制，并不会冲垮国内银行业。原因有三方面：第一，外资银行从事具体业务和在各个地方开设分行，仍然需要监管当局发执照，表明开放过程仍然是一个渐进过程。第二，外资银行在中国的资源有限，会相对集中于一些领域，主要是高端业务领域会出现明显的竞争现象。第三，银行业开放是一个双向过程，现在很多外资银行来中国来，不远的将来将会有很多中国的银行走出去，成为国际性银行。
   对于银行业的前景，黄益平持谨慎的乐观态度。他认为，通过引入海外投资者、上市、股权改造和风险控制机制，银行业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银行体系还没有经历下行周期的考验。
   康迪夫指出，中国银行业改革和整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有很密切的关系。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银行业起着非常关键的角色。工商银行的市值比花旗银行还要高，但是花旗属于全球性的银行，而工商银行主要是中国的市场。因此，银行业竞争力的关键在于，中国的银行什么时候可以走出去，和国际性银行竞争，而不要仅仅关注外资银行抢占中国市场份额的问题。
   清华大学布鲁金斯中心主任萧耿教授提出两个观点。一是让外资银行进来，能培养一批银行业的精英；二是银行业要进行股权改革，才能承担风险。
   中国银监会研究部副主任杨再平先生指出，开放与改革不是并列关系，而是因果关系。因为开放不仅可以带来资金和管理技术，还能带来好的治理结构和竞争压力，我们应该以开放来促进改革，使得公司治理从形似到神似。这要从两方面着手：第一，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的职能要真正到位，正确处理好党委会和董事会、监事会的关系。第二，董事和高管层的角色转换。有四种机制，一是市场化用人机制；二是股东收益和银行挂钩的薪酬机制；三是职责和权责分明的决策、执行机制；四是有效进度权利制衡机制。四个机制只要做到前面两个，职能到位和角色转换就可以做到，关键是机制。
   原深圳发展银行行长Jeffrey William从基金经理的角度探讨了银行法人治理结构的重要性。他指出，法人治理对于银行业起着重要的作用，股东的行为会影响到董事会的决策，必须要考虑到董事会的想法和需求。一个好的法人治理结构对管理层和股东都有利。在基金运作和管理上，只有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比较好，才会受到投资者的喜爱。对于如何改进法人治理结构，有两个方面：一是引进战略投资伙伴；二是发挥非执行董事的作用。
   北京银行副行长赵瑞安先生从银行管理者的角度探讨了引入境外投资者的原因、利益和问题。首先，银行业为什么引入境外投资者？一是基于产权变革的需要。十年前中国银行业确实存在很高的系统性风险。银行业变革首先要从银行产权上进行变革，否则，包括利率市场化、汇率市场化等变革很难实施。二是企业的绩效和效率受企业所有权结构决定，银行产权结构决定银行运行效果；三是第一大股东决定银行的治理水平，单一的股东非常没有效率。
   其次，引入境外投资者到底能带来什么利益？从北京银行引入外资实际情况来看，2005年北京银行引入荷兰集团ING作为北京银行战略投资者，同时引进国际金融公司财务投资者，在北京股份达到24.9%，取得了显著效果。一是公司董事会的组成发生了本质的变化，公司治理水平确实得到显著提高；二是银行经营管理进一步规范，水平进一步提高；三是银行风险管理能力进一步提高。
   再者，银行引入外资应该注意哪些问题？一是引入境外投资，要有公平竞争机制，同时银监会对银行引入境外投资定价进行窗口指导。二是外资对中国银行业投资，并不是单纯是投资一家银行，也是对中国经济增长的一种投资。在定价的时候，要采用账面价值。三是关于外资股东标准。在银行引入外资过程中，合格境外机构应该以银行为主，非银行不一定合适。
   澳大利亚蒙纳士大学商学院院长Gill Palmer教授提出，所有经济体都要注意社会责任、市场需求和政治需求之间的平衡。市场是分配资源最有效的一种方法，但是如果仅仅依靠市场来调节经济，社会责任会成为一个问题。如何平衡它们之间的关系，有两种模式：一是英国和美国的自由模式；二是德国和日本的可干预模式。但是，这些模式都不是完美无缺的，我们需要探索新的模式。
   巴黎百富勤驻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陈兴动先生提出三个观点。第一，改革很难控制整个过程，是靠摸着石头过河。第二，中国已经进入到财富积累阶段，开放已经从制造业发展到金融业。第三，金融业跟制造业完全不一样，金融需要一个长期的想法，金融是一个感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