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6月2日下午2：00-3：45，由我校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主办的全球金融治理系列圆桌会议（第四期）在金融学院913会议室顺利举行。中心主任张礼卿教授主持了会议。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雷达教授、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李向阳教授、南开大学原副校长佟家栋教授、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陈卫东研究员、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孙杰研究员、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谭小芬教授等嘉宾出席并进行了演讲。中心的研究人员黄志刚副教授、孙瑾副教授和鄢莉莉老师以及部分硕士、博士生参加了会议。

张礼卿教授首先致辞。他指出，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于1944年。作为一个多边主义的制度性框架，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的活动，这一体系对战后世界经济的稳定和增长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促进作用。当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这两大机构的经济政策思维及其具体设计上，一直颇具争议，本身也经历着不断地演变。譬如，在50-60年代，国家干预主义的经济政策思维占据主导地位，因此，资本管制和固定汇率安排成为正统；70年代之后，经济自由主义开始占据主导地位，资本账户开放、浮动汇率乃至更为广泛的经济自由化改革便成为主流的政策建议，其中一些政策建议被冠名为“华盛顿共识”。然而，在几次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特别是2010年后，主流的政策思维又有所转变。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对发展中国家资本账户的开放进行反思。

应该如何客观评价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作用？如何理解在这70多年的历程中，经济政策思维的演变？为什么会出现上面提到的那些变化和反复？如何评价这些变化的影响？应该如何会判断未来的发展趋势？等等，这些将是本次圆桌会议的主要议题，非常值得深入研讨。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雷达教授做了题为“布雷顿森林体系中的新自由主义复兴”的主旨演讲。他首先回顾了战后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复兴的基本趋势，并对“华盛顿共识”在发展中国家经济改革中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接着，雷教授转向分析现行国际经济秩序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复兴过程及其原因和影响。他认为，在战后初期形成的国际经济秩序中，贸易自由化获得了各方的认同，并成为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主要实践场所；而金融自由化的出现则相对较晚。50-60年代快速发展起来的欧洲美元市场，对于美国乃至全球范围的金融自由化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雷教授认为，新自由主义在贸易和金融领域的复兴有着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贸易和金融自由化在各国经济发展中产生了不容忽视的积极影响。最后，雷达教授布雷顿森林体系下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复兴的后果进行了分析，认为一个重要的后果是这种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加剧了各国国内的不平等，包括在金融领域的不平等。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陈卫东研究员从全球货币竞争、汇率制度、资本管制和国际储备等角度对布雷顿森林体系进行了评论。他指出，第一，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霸权地位不会被轻易取代，同时欧元和人民币将成为很重要的货币。第二，不存在一个完美的浮动汇率制度，因为找到一个均衡的汇率水平是非常困难的。在现行国际汇率体系下，一个国家货币的升值或贬值，有可能主要是由于美元的贬值或升值造成的。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可以抑制汇率的过度波动，继而促进经济和金融稳定。第三，资本管制对于防范金融动荡具有积极意义。第四，国际储备的概念一直在发生变化，从黄金到美元到SDR，再到近几年出现的一些制度性安排，比如货币互换。一国抵制外部风险的屏障在发生变化，值得我们关注。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李向阳教授在评论中指出，正如雷教授所言，经济学理论的周期性与经济政策的周期性在时间上的确存在不一致性。经济学理论的周期性从国内的层面来讲主要是公平和效率的问题；从国际的层面来讲，主要是全球化与经济周期的问题。全球化毫无疑问是生产力推动的，但全球化本身是一个制度或者说规则层面的问题。近年来的反全球化浪潮，实际上就是国际贸易、国际金融等规则难以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结果。在过去40年，中国是国际秩序和规则的旁观者、参与者，而未来将要成为制定者和主导者。中国该主张什么样的秩序和规则将成为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世界经济》编辑部孙杰主任指出，布雷顿森林体系其实交替存在着自由主义和凯恩斯主义。在经济平稳期，学者们大都支持自由主义；在经济动荡时期，主张干预的声音就比较大。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现象的交替出现，也可以从这样的角度去理解。关于经济全球化，孙主任认为，逆全球化是不可行的，因为它将导致生产成本上升等问题。同时应该看到，全球化的治理非常重要，因为经济全球化与制度全球化是分不开的。

南开大学原副校长、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佟家栋教授认为，布雷顿森林体系解决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各国汇率竞相贬值的问题，使国际贸易和自由市场经济迅速发展。但该体系的缺陷是建立在美元基础之上，而战后以美国经常项目逆差为主要特征的全球失衡导致了体系的瓦解。在浮动汇率制度下，世界经济进一步脱离了原有的自我平衡机制，全球失衡变得更加严重。美国可以更为方便地向世界其它地区借钱，从失衡中获利。但是，这也是十年前全球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危机表明，失衡问题已从实体经济（主要是贸易）的失衡转向了金融产品和资金的失衡。当前，特朗普政府试图采取单边主义政策去寻求贸易再平衡，这不是可取的做法。正确的做法应该是继续推进全球化，同时调整国内社会经济政策，使之与全球化相适应。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副院长谭小芬教授也发表了评论。他指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资本管制在国际上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认可。2008年之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表了一系列文章，认为在一定条件下资本管制是可选的政策工具。他分析了国际资本流动的各种利益，认为资本账户开放仍然是大趋势；当然，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只有具备一些重要条件之后才能全面开放。

张礼卿教授最后进行了简要的总结。他指出，在长达70多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演变中，经济政策思维国家干预主义走向新自由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经济和金融全球化的客观要求。这一趋势性的变化，在促进经济金融全球化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如金融动荡甚至危机频繁发生。近年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此进行的反思值得充分肯定。当前，世界正面临逆全球化的挑战，以多边主义为基本特征的布雷顿森林体系也将面临许多新的考验，我们应该密切关注。作为经济全球化的积极引领者，中国在坚定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同时，应继续积极推进国内经济改革，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更好地发挥决定性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