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与全球金融治理面临的哪些机遇与挑战？

第一财经日报 李德尚玉

进入2016年以来，全球股市、汇市、债市动荡不断。与此同时，2016年，全球经济、金融联动性空前加强。在当下的国际金融大背景下，没有哪个经济体可以独善其身。G20作为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推进国际平稳转型的平台，在2008年金融危机中曾经起到至关重要作用。如何缓解当下全球金融剧烈波动，保证经济持续增长？外界给予G20峰会高度期许，但也有观点开始质疑G20的代表性、权威性与执行力。

与此同时，今年9月将在杭州组织召开G20峰会对中国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是中国积极推进全球经济政策协调和金融治理改革的一次良好机遇。3月22日，来自法国、美国、韩国、日本、印度尼西亚、香港地区和大陆的20多位国际金融专家在“G20与全球金融稳定”论坛上，围绕G20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展开了激烈讨论。该论坛由中央财经大学全球金融治理协同创新中心主办，第一财经研究院、布雷顿森林体系重建委员会等机构联合主办。

中央财经大学全球金融治理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张礼卿教授与第一财经研究院院长杨燕青分别主持两场主旨演讲；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AMRO）首届主任魏本华、布雷顿森林体系重建委员会执行主任Marc Uzan，第一财经研究院院长杨燕青以及中央财经大学全球金融治理协调创新中心副主任谭小芬教授分别主持了四场专题演讲。

G20杭州峰会的议题和工作进展

朱光耀副部长曾经担任财政部国际司司长、中国驻世界银行执行董事等重要职务，作为我国主要政府官员亲身参与了历次峰会，对G20具有权威理解。朱光耀指出，本次会议将恢复国际金融构架改革工作小组，并成立绿色金融工作组，这是中国对G20杭州峰会在议题方面的贡献。谈到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他指出，当前各国货币政策已运用到极限，但不少国家在财政政策方面还有很大运用空间。作为G20峰会轮值主席国，中国要进一步加强与G20成员间的宏观政策协调沟通，充分发挥这一全球经济政策对话平台的作用。

美联储升息预期下的全球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耶鲁大学经济学教授Stephen Roach分析了国际格局在近些年发生的变化，通过分析中国、美国、欧盟和日本在泡沫、僵尸企业以及资源扭曲方面的异同，提出中国在国有企业改革方面可以加快步伐，加大市场配置资源的力度。

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李一蘅院长梳理了历年G20峰会议题与演进，指出了G20峰会目前存在的挑战，即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在货币政策理念上的差异：发达国家普遍希望货币政策目标单一化，并实施市场化的汇率制度；新兴市场国家则不希望汇率出现较大波动。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所长姚余栋重点讨论了后危机时代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以及全球流动性不足问题。他指出，我们正面临全球流动性不足，这对大宗商品价格、风险资产价格和新兴市场经济体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黄海洲博士就锚定通胀预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指出，目前货币政策已经不能有效发挥作用，危机后我们正处于流动性陷阱中，应通过G20协调各国货币政策，在需求侧和供给侧都采取改革，帮助全球经济走出困境。

国际金融体系的改革：下一步该做什么？

东京大学经济系教授、前亚洲开发银行研究院院长Kawai教授围绕主权货币作为国际货币是否具有稳定性发表了演讲，并重点讨论了人民币国际化相关问题。他从国际经验出发分析了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他认为，基于三元悖论的国际经验，中国在短期内应该实行严格的资本管制，保证汇率稳定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在长期中应增加资本流动以及采取更加灵活的汇率制度。

印度尼西亚大学经济学教授、原印度尼西亚中央银行副行长Anwar Nasution，就国际金融框架改革发表演讲。他强调全球金融安全网的重要性，主张应该加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以便完善全球金融安全网建设。

上海发展研究基金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乔依德阐述了国际金融架构改革的宗旨、短期和长期目标，并对IMF的改革提出了具体的建议。他提出，应该增加新兴经济体在IMF中的权重，并扩展SDR篮子货币的范围，增强SDR的作用。

原美国财政部国际事务部部长助理Olin Wethington先生从政治经济学视角，分析了国际金融构架存在的主要问题，建议G20加强机构化建设，推动G20已达成协议的有效落实。

如何提升G20在政策制定中的作用？

曾经担任中国G20协调人的原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何亚非先生指出，2016年G20峰会有两大主题，即经济增长和全球治理改革。何部长围绕G20的重要性、G20面临的挑战和杭州峰会三个方面发表了看法。他认为，G20是当前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平等对话的唯一机制，是完善国际治理体系的重要机制，应该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其作用。G20面临着合法性、决策和执行效率低、受地缘政治的制约等因素的挑战；因此，他建议，应该尽快成立G20秘书处，加快机构化建设，以便更好地发挥其积极作用。对于杭州峰会，他认为应该重点关注创新和增长、全球经济治理改革和重视经济发展这三个方面。

全球金融动荡环境下的国际资本流动管理

法国巴黎银行亚洲区首席经济学家陈兴动分析了全球资本流动失序的趋势及原因，探讨了中国国际收支失衡和资本外流的原因及应对。他提出，中国应该要求企业恢复正常的结售汇状态，严格控制资本外逃。

原国家外汇管理局资本管理司司长孙鲁军讨论了引起中国资本外流的内外部因素。他认为，中国的资本外流趋势已经并将继续趋缓；为了更好地应对资本外逃，我国在政策上应稳定人民币汇率预期，采取临时性资本管制措施，继续推进汇率改革，构建跨境资本流动管理和外债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并有序推动资本项目可兑换。

香港大学经济金融学院教授肖耿探讨了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原因，指出中国可以通过稳定汇率、稳定有效投资、发行国债以及加强中美合作等措施应对国际资本流动。

中央财经大学全球金融治理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张礼卿教授指出，国际资本流动的非理性和易变性是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危机乃至全球金融动荡的根源之一，而美国货币政策等外在因素是导致资本大规模流入新兴市场并周期性造成动荡和危机的主要因素。因此，应启动国际资本流动管理的全球行动，即不仅新兴市场国家需要加强资本流入管理，发达国家也应该进行必要的资本流出管理。他指出，国际资本流动管理的全球行动应成为G20杭州峰会的重要议题。

如何更有效地发挥G20在全球金融稳定方面的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高海红分析了G20与其他国际金融机构和集团在治理架构方面的区别，提出G20应在加强宏观政策协调、维持外汇市场稳定、管理投机性资本流动、强化全球金融安全网等核心领域强化其责任，并积极推动全球性金融合作。

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AMRO）首届主任魏本华探讨了区域性与全球性两个层次之间的金融安全网的合作。他提出，应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提高发展中国家的份额以及投票权，重视特别提款权改革对于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加强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区域性金融安全网之间的协调和平衡。

中国财政部国际经济智库主任周强武回顾了G20在推动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做出的贡献，分析了G20现有机制的缺陷，并就完善G20机制建设提出了建议。

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陶坤玉博士分析了G20影响减弱的原因，提出应加强金融稳定理事会等现有机构在维持全球金融稳定方面的重要作用，并努力发挥新兴经济体在G20进程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