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20与全球金融稳定”国际研讨会简报（五）
背景介绍：2016年3月22日，由中央财经大学全球金融治理协同创新中心主办，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第一财经研究院和布雷顿森林体系重建委员会等多家机构联合主办的“G20与全球金融稳定”国际研讨会在中央财经大学学术会堂202隆重举行。来自法国、美国、韩国、日本、印度尼西亚、香港地区和大陆的20多位大会演讲嘉宾，以及来自国内高校、科研机构、新闻媒体的专家学者和中央财经大学师生近200人参加了此次论坛。本期简报报告主讲嘉宾在第四场题为“如何更有效地发挥G20在全球金融稳定方面的作用”的专题讨论中的演讲内容。演讲嘉宾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高海红，前国家外汇管理局副局长、东盟与中日韩宏观经济研究办公室（AMRO）首届主任魏本华，中国财政部国际经济智库主任周强武，以及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陶坤玉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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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海红：就全球金融稳定来说，如何提高G20的有效性
虽然G20 在过去的几年里对稳定全球金融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但在其有效性在如下的两个方面依然可以有所改进。下面就G20与其他的国际金融机构和集团的关系与区别，以及未来G20的主要合作领域做一个简单的梳理。
第一，G20作为一个非机构性的国际论坛，其治理构架灵活性有余但效率较为不足。G20的治理结构是轮值主席国结构，还有秘书处，延成G20成为峰会之前财长三架马车的一个方式，前一任和当届还有紧接着下一任的三个轮值主席国组成的临时秘书处。临时秘书处负责当年的所有日程和会议的安排。临时秘书处是一个主要的运作小机制，在这个临时秘书处之下有两个轨道，一个就是所谓的财长和央行行长的轨道，还有一个就是协调人的轨道。G20以三任轮值主席国组成的临时秘书处的治理架构方式有一定的延成性，但较为松散。G20在协调发展阶段国家的诉求方面表现出一定的灵活性，但也由于不同国家间的利益冲突，我们不难发现，一些G20的决策最终并没有落实行动。在G20与IMF的相互协作方面，IMF的地位在近几年有多提升，一方面是由于IMF自身的改革，包括增资和份额治理的改革，另一方面解释借助G20的平台，在政治层面达成一致，形成决议。FSB（金融稳定理事会）应该说是G20的一个重大的成就。它的建立是在推行全球的银行业稳健发展跟维系金融市场的健康发展，这应该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另外，高海红研究员还提到G20与G7和BIS之间的协作关系，认为机构之间的有效整合是目前所欠缺的。
第二，G20在未来可以在以下三个方面加深协同合作。其一，G20需要探索出如何更好的加深全球货币政策的协调性以及如何稳定外汇市场。高海红研究员提到，当今的货币政策是以国内目标为主，但货币政策却具有全球性的影响，尤其是系统性国家的的货币政策。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由原来的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溢出，转变为双向溢出，货币政策的协调变得更为复杂。而G20是非常好的平台，把两方面的环节都放在一起，商讨一些解决方案。现在我们看到的更多就是自己的利益和差异，没有关注我们共同面对的一些诉求。另外，在汇率稳定方面，加强国际协作就更加重要了。比如，近期美联储的延迟加息，就是考虑到新兴市场，尤其是中国对美联储加息的溢出效应。如果每个国家都有向市场发出信号寻求合作的意愿，不管实施与否，对稳定市场都有重大的帮助。其二，就是对投机性资本流动的管制方面。资本管制已经不是一个禁区，宏观的潜在政策在国家层面存在显著的差异性。另外，高海红研究员还提到资本管制的问题。其三就是要巩固全球金融安全网。全球性的机构，如IMF，区域性的，如欧洲金融安全网以及清迈协定，当然还有人民币与外汇储备，我们需要共同启动来执行。
G20的信息反映的能力，也是其效率的重要考核标准。当今的货币政策是以国内目标为主，但货币政策却具有全球性的影响，尤其是系统性国家的的货币政策。一个重要的变化就是，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由原来的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溢出，转变为双向溢出，货币政策的协调变得更为复杂。而G20是非常好的平台，把两方面的环节都放在一起，商讨一些解决方案。现在我们看到的更多就是自己的利益和差异，没有关注我们共同面对的一些诉求。另外，在汇率稳定方面，加强国际协作就更加重要了。比如，近期美联储的延迟加息，就是考虑到新兴市场，尤其是中国对美联储加息的溢出效应。如果每个国家都有向市场发出信号寻求合作的意愿，不管实施与否，对稳定市场都有重大的帮助。
资本管制已经不是一个禁区，各国可以自行制定相关政策，同时承担相应成本。但是我们需要真正认真对待宏观审慎和资本管制概念。关于托宾税，1997年我很荣幸在美国对托宾先生进行了一次采访。当时余永定老师问到，“获悉美国国会议员支持托宾税的建议，纽约有过类似的建议，美国托宾税的前景如何？”。托宾的回答是，目前而言国会对托宾税的态度没有变化，金融势力反对它是因为它们喜欢自由市场而不喜欢税收，政治家也站在反对的立场是因为政治收益，因为他们认为托宾税是促使联合国向美国人民征税的阴谋。托宾认为征收托宾税实际上是次优的选择。鉴于此，我们必须采取一定的行动，就像张礼卿老师所讲，一定要有一个国际行动。精妙之处在于它是单一的税率，很小的税率。但是正因为它单一简单，所以有人认为已经太简单以至于不可行，太漂亮以至于不是真的。
全球金融安全网的几个层次已经很清晰。我们现在有IMF，欧洲也有，也有亚洲清迈倡议等，所有的这些都有很多的方式，执行起来算共同的启动过程。
金融稳定是通过两个途径确保的，一个是自下而上，另外一个是自上而下。这是两个过程，而G20是展开国际间对话与协作的最好的平台。但考虑到G20在当下尚无法实现机构化，与有智力支持能力的机构展开密切的合作，这是非常重要的，也是唯一保证G20有一定效力的途径。
魏本华：金融安全网合作
全球金融系统抑或国际金融系统包括财政和货币两个领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国际货币体系的中心，从而构建整个国际金融安全网络。在二战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全球的金融稳定主要依靠布雷顿森林体系、WTO体系以及其他一些国际金融机构来维系。但在最近几年中，不同地区形成了各自的金融安全网，例如亚太地区尤其是东亚地区就形成了东亚国家与中日韩三国的金融安全网络。因而，下面就谈几点关于如何在区域性和全球性两个层次展开有效的金融安全网合作。
首先，关于清迈协议对金融协助的支持，有两个方面需要探讨。其一是关于连接性。我所在的机构是地区机构（AMRO），有30%的基金当你有问题的时候可以给你，其它的70%必须得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金融项目连接。怎样平衡这两个机构？关于建立起这样的一种条件性。但是这两个机构有不同的资质要求。有的国家他们可能在AMRO有资质，但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条件下却是不合格的，这真的会带来一些问题。我们需要试着解决这些问题。由于市场可能对AMRO的政策非常困惑，因此AMRO在市场会产生一些问题。我相信为了建立起我们强壮的金融安全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需要做更多的工作，需要启动整个工作和地区的财务金融机构，尤其是AMRO这样的机构。
高海红提到了欧洲的金融安全网，就是ESM，欧洲稳定机制。在这个机制之下，可能是6千亿欧元，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强壮的金融力量。AMRO只不过就是清迈倡议，到目前为止只是2400亿美元，相信有各种原因AMRO的成员需要在清迈的多边协议里面继续试着提升这样的价值。以上是我的第一点。
其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应该提高发展中国家的份额以及投票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下一轮份额审查在2017年10月份。在这轮审查中，中国将继续提升份额。在第四轮审查中，中国的份额有被双倍化的可能性，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有持续加强资产池的意愿。另外一方面，发展中国家以及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中的投票权并没有很好的反映他们在全球经济中的分量。在第15次审查中，发展中国家以及新兴经济体在提升自己份额的同时，更应该试着提升自身的投票权，可以更好地在全球金融安全治理中发挥自己的作用。
最后，我们应该重视特别提款权改革对于发展中国家的重要性。特别提款权对发展中国家非常重要，建议国际金融框架组考虑根据某一些比例而不是总储备来增加特别提款权。按照这样的方式，基于发展中国家更多的储备，这些国家拥有更多的特别提款权，将更加有助于稳定我们的金融系统。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发行特别提款权债券，但是这个提议一直都没有落实。中国作为本次G20的轮值主席国，应该推动G20的领导人形成共识，促成特别提款权债券的发行。
周武强：完善G20机制建设
第一，G20对推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做出了不少的贡献。二战后建立起来的布雷顿森林体系70多年来对全球的经济发展抑或是金融稳定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这个机构从它成立起就存在一些机制性的缺陷，如在上世纪60到90年代，我国都呼吁改革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但由于当时我国综合实力的薄弱，在国际舞台上没有话语权。2008年的金融危机，发展中国家整体实力的提升给了我们促成国际政治经济合理的新秩序的契机。2009年的匹兹堡峰会，中美两国元首一致决定要对布雷顿森林体系进行改革，而且提出了时间表，设定了具体的目标，将世行发展中国家的投票权增加至少3%，在IMF的份额提高至少5%以上。匹兹堡峰会以后，世行很快落实了投票权改革的方法，国际货币基金的份额改革启动以后，美国单方面阻挠，那个时候我们在呼吁美国尽快落实。改革以后中国在世行的声音得到了显著的增强，2.77上升到4.42。发展中国家整体的声音得到了增强，尽管没有达到55%，但是已经比较接近50%，就是47.19%左右。应该说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对世行这样一个全球性的国际金融机构，以整体提高发展中国家的声音为目标的一次改革实践，应该说一定程度上改革成果的落实是取决于G20峰会机制，特别是G20成员中的主要大国贡献。
第二，在落实G20峰会协商出的相关成果和决定上，现行的G20机制中存在较大的缺陷。没有一个确切的机制能够确保G20财长和央行行长提出的建议，以及得到领导人峰会认可的这些相关的决定的有些实施。比方说去年土耳其峰会都要推动份额改革，这个课题已经讲了5年的时间，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OECD秘书长说的那样进展非常缓慢。领导人提出的一些成果没有有效的落实。结构性的改革的成效远没有达到预期。
第三，如何加强G20的机制建设。G20是全球经济治理中最大的或者说是唯一的一个平台，可惜的就是这仅仅是一个论坛还不是一个国际机构。积极的加强探讨G20的机制化建设，G20各方面应该拿出政治意愿，做出一个政治决策，应该积极的向危机应对机制，向长效机制进行转化。围绕危机的时候高喊同舟共济，等到2010年经济出现回稳以后这样的声音没有听到，我们不能说一些主要国家当全球经济缓解的时候，他对G20的机制更加没有那么的热情，甚至是阳奉阴违。这些国家的参与度或者说政治支持打了一定的折扣。如何进一步提升G20的有效性问题，在短期保持G20现有的共识为基础的架构下，如何增强三架马车之间的衔接和协调，这是我们当下需要思考的。我们现在的G20机制高度依赖OECD和国际货币基金，这方面正确与否有待我们进一步的探讨。如何在短期的风险和中长期的挑战间找到平衡点，如何加强全球层面的宏观政策协调的力度和执行力，这是我们在短期应该着重的一个方面。中长期应该着眼于各方如何解决G20的代表性，就是刚刚何部长讲的合法性问题。 G20做了一些探讨，包括中国作为主席国的时候我们邀请了一些非G20成员参与到进程中，应该说这方面的代表性不断增强。至于刚刚几位嘉宾提到了是否设立秘书处，是否设立总部，明确其治理体系，是一国一票还是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按照它的实力来决定它的份额，我觉得这些问题在中长期上需要站在历史的高度去分析做决策。我个人是非常悲观的，我觉得除非再来一次比08年金融危机更深刻的危机，也许到那个时候我们的全球领袖才能认真的思考一下我们的全球经济治理应该往什么方向发展。
陶坤玉：如何在G20框架下提升金融稳定
首先，近年来G20影响力的减弱主要原因是全球经济增长结构性的抑或是周期性的的下降。一方面，发达经济体，如欧盟、日本等，深陷经济增长停滞的困境；另一方面，新兴经济体受到改革失利、政治动荡、大宗商品价格波动以及出口波动等影响，经济增长持续显著的下行。因此，全球经济领导大国经济疲软以及新兴市场经济体的不健康运行，是导致G20影响力减弱的重要原因。受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全球各国面临相同的困境，全球经济的协同性就好。而从2012年到现在，每个国家在应对本国不同经济情况时，各个国家各行其是，比较难达成同一个妥协的框架。对于G20的新的挑战就是找到对每个国家都有促进作用的新的经济增长点。
其次，关于金融稳定的定义问题。金融稳定最早由欧洲央行在1994年提出，本意是形容金融产业的一种能力。但一些学者习惯从金融稳定的对立面——金融动荡来对其进行定义。但是金融稳定绝不仅仅局限于防止金融危机，金融稳定更多的是强调金融体系中的市场及市场机制可以应对各种波动，在金融不稳定的过程中正常提供金融服务的能力。综合来看，我们对于金融稳定性的检查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具有金融稳定性的系统可以承担高效的金融资源的配置，可以帮助累计财富，可以满足社会繁荣；可以对自身进行评估，可以合理的价格发现以及管理金融风险；最后具有稳定性的金融系统在承受外部冲击和经济失衡时可以依赖自身的修复能力，正常的提供以上两点金融服务。
总而言之，对金融稳定来说，价格稳定是前提，机构稳定是核心，金融稳定对金融安全网至关重要。在危机的前后，金融稳定性的政策会有一定的变化。潜在的一些政策我们管它叫做危政策，可以处理危险。对于货币政策危机之前几乎所有的货币当局都使用通胀这方面的目标，希望有一两年的目标，以及为利息率设顶。在危机以后发生了一些政策变化，即宏观谨慎政策，是一种自上而下的方法。所以说这块有一个宏观和微观的谨慎政策，但是对货币政策甚至是在危机以后，这里没有一个广泛的担心，因为这样的货币政策它对危机的成立是起了作用。很多人不同意这样的观点。资产负债表的调整还是利息率调整，对整体全球的金融稳定性，我们可以把它推荐的更远，我们需要提到，需要解决某一些问题，我们要使金融稳定性更加综合。综合的意思就是说要求一个综合的政策，这个东西可能包括一些谨慎，危谨慎，市场规则，系统政策等等。通过世界范围这个词，不光是考虑资本的流入，反过来也包括了跨国资本流动。我们需要看这个问题，应该是系统范围内的问题，应该加强这样一种互动，就是金融市场之间的互动，以及微观经济之间的互动，宏观经济之间的互动，这应该是反周期的。我们应该做一些比如说缓冲来处置这样的时间，应该有一个长期的地平线。
最后，如何才能提升金融稳定呢？在G20的框架下，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来提升系统的金融稳定性。第一，我们可以通过机构的方式，比如说FSB金融委员会类似的金融稳定机构。FBS是第一个主要的国际机构，通过协同成员国与非成员国的金融监管和金融部门政策来促进全球金融稳定。但对于FSB来说，依然存在一些挑战：发展有效的的监督和鼓励协同的运行机制；发展一个可以降低潜在风险的国际标准；另外就是在成员国与非成员国之间建立起一种合法性。第二，就是要加大新兴经济体的参与力度。当前的一些标准主要是依靠发达经济体的过往经验被提出以及改进的。新兴经济体在剔除话题的同时，更加需要积极的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最后，维持金融稳定，我们需要微观经济体的多边的金融合作。在宏观政策方面，我们需要更好的协同，如人民币贬值与美联储加息的协同。我们还要考虑现在与未来之间的关系，债务问题和资本流动的问题，这可能是主要的问题。但是我们还需要看到未来一些机构的问题，比如说国际论坛等等，比如说SDI这样的论坛。G20应当提升这样的综合政策，从而来使得提升金融稳定性。之前我们好像总是认为金融稳定政策就是货币政策的目标，但是实际上来说应该从货币政策到一个综合的政策，这应当包括谨慎政策，以及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以及包括汇率等。从之前的政策目标拓展到金融稳定性的目标。我们还应当积极开展与一些国际机构的多边合作，以及和一些非成员国家之间的合作，共同促进全球的金融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