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与“全球金融危机和金融监管框架改革”学术研讨会的中外学者认为金融自由化与金融监管的教训值得借鉴。
日前，由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主办的“全球金融危机和金融监管框架改革”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与会中外学者立足于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对当前中国宏观经济和全球金融危机形势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展望。他们反思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监管方面的经验教训，讨论国际、国内金融监管框架改革，研究未来的监管环境和监管理念，并对金融监管体制改革和全球金融体系的调整提出了许多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
l 反思金融自由化和金融监管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徐忠认为，这次危机是经济全球化之后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金融危机，从金融稳定角度看，这次金融危机至少给我们带来了六点启示。第一，中央银行负责系统性风险应有一定监管权，监管体制应从机构监管向功能监管转变，从全局系统性角度监管整个体系，维护金融稳定。第二，目前国际金融体系中的制度存在不完善，存款保险制度、银行的压力测试、大机构不能倒闭、公允价值的会计准则，这些维护金融稳定的制度在正常市场环境下可以用，但是在危机的时候不能应用。第三，今后全球金融监管的框架可能有两种选择：一种是无限扩大监管面积，把所有可能产生系统性风险的对冲基金、投资银行、保险公司、银行纳入到央行维护金融稳定的监管框架中来；另一种是回到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之后的分业监管，限制创新。第四，金融危机一方面是由于美国过去长时间维持低利率政策，另一方面是金融监管体系存在缺陷。如果没有过长时间的低利率，问题不会那么严重。因此，金融体系监管和国际货币体系改革要相互结合。第五，在提高金融监管效率的同时，要注意完善公司治理结构，尤其是跨国银行、跨国金融机构的公司治理，这是有效金融监管的基础。巴塞尔协议只重视资本的监管和市场风险，忽视了综合监管和流动性风险，因此，巴塞尔协议应该从单一指标向综合指标发展，避免金融机构的监管套利。第六，全球金融中心的竞争和监管套利。经济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客观要求全球监管的合作，问题是如何协调英美以市场为基础的金融体系与欧洲以银行为基础的金融体系的监管框架、监管理念和思路，如何形成防范风险的监管体制。
中国银监会政策法规处处长张晓朴博士则从三个方面就如何通过金融监管防范金融危机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其一，关于流动性风险的管理与监管。在市场主导型的金融体系下，银行的融资大量依赖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市场向好时流动性风险被掩盖，市场恐慌出现，流动性瞬间枯竭，银行体系面临急剧的流动性压力。现在提出要提出加强流动性风险管理压力测试的强度，要银行持有更多高质量流动性资产，这在市场主导型体系下难以有效发挥作用。其二，关于预防和干预系统性危机。随着金融集团经营综合化和金融全球化的发展，全球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大大增强了，同时，金融市场越来越同质化，金融产品、金融决策越来越同质化，这就放大了系统性风险。很难通过金融机构自身加强管理来矫治系统性风险，因为这是金融机构的外部性导致的，这需要从监管层面、全球层面进行协调。其三，关于政府住房补贴与房地产泡沫。住房问题一直是各国经济社会政策的核心，鼓励“居者有其屋”尽管是一个意义深远的目标，但如果走得太远也会出现很多问题。19世纪90年代的澳大利亚危机、阿根廷危机、意大利危机、挪威危机，造成了1875~1913年间世界范围的最严重银行危机，这四次危机事件都与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补贴政策有关，正是政府的补贴政策促使了房地产市场的繁荣。
德国中央银行国际金融系统司司长Erich Harbrecht阐述了金融监管体制改革方面的理念变化和经验教训。第一，金融监管首先注重监管质量而非数量，要在金融稳定与允许金融创新之间保持均衡，金融监管体系需要修复而不是重新书写。不要用主权监管代替市场约束，监管需要创造市场自律和约束，让它们有一定透明度。第二，要关注宏观经济风险而不只是微观风险，要看微观机构的影响。对于个别金融机构是好事，可能会对整体产生副作用。只有进行全面监管，才能控制系统性风险。第三，需要建立全球监管机构，制定全球遵守的国际标准，对离岸金融中心进行监管，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合作。第四，要有很好的每日信息审查，证券发起者要提高产品以及市场透明度，提供有关的资料和数据。第五，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应该得到审慎监管。比如对对冲基金进行监管，对冲基金杠杆率极高，意味着他们的交易价值远远超过他们可以管理或者政府可以监管的价值，这种差距和缺口会对整个金融市场产生影响。
德国联邦金融监管局国际政策高级顾问Jochen Robert Elsen结合欧盟的情况，对全球金融改革进行了探讨。其一，应关注系统性金融风险。很多国家的监管重点是银行，忽视了其他机构如对冲基金杠杆率过大对市场产生的影响。危机后不仅要审视这些公司的情况，还要看到这些公司可能会对整个经济产生的系统性影响，同时，要进行早期预警，警告大家是否有系统性风险的爆发。其二，欧盟要执行更加严格的机构化过程。目前欧洲正在讨论是否要成立专门的整合欧洲金融风险的监管机构，同时采取政策对对冲基金等其他创新性的金融工具，或者资产支持证券等金融资产进行有效监管。要成立一种欧洲层面上相关的机制，政府和监管机构在长期可以采取泛欧洲计划。其三，应对危机的努力应该有共同的法律来约束。欧洲各个国家的监管标准和法律是有差异的，使得欧洲进行统一财政政策方面面临比美国更大的挑战，这就需要各国政府一起合作，保证区内区外国际环境有共同的空间。
l 加强区域金融一体化和金融监管合作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区域金融合作就成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亚洲金融危机已经过去十年了，危机背景下凸显金融监管合作的重要性。亚洲开发银行区域经济一体化办公室高级经济学家Lotte Schou-Zibell专门探讨了亚洲债券市场在区域金融整合与金融合作的重要性。她提出，亚洲新兴经济体的金融一体化程度日渐上升，亚洲金融市场对银行体系的依赖程度下降，债券市场在整个亚洲金融市场的比重从1995年的21.1％上升到2008年的32.4％，股票市场的比重从20.7％上升到23.2％。亚洲债券市场有助于降低货币错配和期限错配问题，降低对银行借贷的过度依赖，分散金融风险；对公有部门和私有部门的投资提供更多渠道，提高宏观经济政策传导的有效性。地区合作可以促进地区和国家的债券市场发展，同时对监管政策进行协调，亚洲国家通过地区合作可以降低对美元的依赖程度和危机的传染效应。亚洲本币债券市场面临一些制约因素，如市场参与者数量很小、外汇管制、税收体系不同、监管框架不同、清算体系不同、缺乏衍生品、评级方法各异以及没有统一的法律框架。地区合作有助于加强债券市场基础设施建设，比如储备库的建立或者过渡性监管机制的建立越来越重要，这些计划可能会成为全球新的金融体制的一种补充。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室主任高海红则重点分析了中国在亚洲金融合作中的作用。她认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中国外部金融稳定政策发生了很大变化，亚洲金融危机后中国感受到参与区域合作的需要，使得中国外部金融政策全球转向区域，《清迈倡议》由此诞生。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整个国际金融机构没有办法应对这样的危机。中国积累了大量以美元资产为主的外汇储备，以主权财富基金和QDII的形式开始了大量海外投资，这使得中国外部金融政策开始具有全球性和区域性的特点，在整个全球金融危机救助行动中中国表现非常积极。在东亚区域汇率合作方面，中国影响力在不断上升。东亚货币政策的终极目标是亚洲国家设立单一货币，在实现这一终极目标中，中国的选择非常重要，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未来的全球金融格局。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金融学系主任李健展望了危机后区域货币的发展，认为金融危机促进了国际货币体系的重构。金融危机使得国际货币体系货币格局发生了重要变化，最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一是美元霸权地位的衰落是一个趋势，过程可能会比较漫长。二是金融危机对欧洲的冲击超出了过去的想象，欧元要取代美元有很大难度。三是非洲法郎区没有形成统一的商品要素市场，虽然成立的比欧元要早，但是进展很困难。四是海湾地区的货币合作虽然有很多困难，但是经济基础和欧盟类似，加上海湾地区的特有优势，有可能使海元提前出现。五是亚洲货币合作中，日元或人民币都难以独立担当重任。当前应从扩大区域货币互换着手，增加货币基金规模抵御外部金融危机，争取使人民币和日元成为亚洲国家的储备货币。
l 正视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局长张健华分析了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以及当前的金融形势。第一，金融危机对中国金融体系的影响有限，主要原因包括：中国金融机构开放度不高，次贷相关产品投资有限；金融业不良资产率很低，拨备覆盖率很高；金融体系流动性充裕；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的改革基本完成，中国金融体系的安全性得到提高。第二，金融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较1998年更为显著。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局限于亚洲，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如美国和欧盟当时仍在IT泡沫带来的繁荣之中，部分缓冲了中国的外需下滑；而本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直接发生于中国的最主要出口市场美国、欧洲和日本，欧美日经济目前已进入衰退。出口大幅下降，经济增速明显下降，中小企业经营困难，就业压力加大，财政收入增长明显下降。第三，当前经济运行出现回暖迹象，社会流动性充裕，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应正在显现。但是，鉴于国际金融危机导致的全球经济衰退不会在短期内结束，以及我国经济发展中长期存在的结构不平衡问题未得到根本解决，还很难就此判断我国经济已经触底回升，还需密切关注诸多经济变量的未来走势。目前应重点需要关注出口下滑趋势是否得到有效遏制、扩大的内需能否弥补出口回落产生的缺口。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张礼卿教授也展望了全球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国经济增长态势，他认为2009年中国经济第一、二季度总体会比较困难，但第三季度就会出现较大的回升，全年增长率很有可能在7.5％以上，其原因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存货调整在2009年上半年会结束，银行新增贷款急剧增加，虽然出口部门形势会非常糟糕，但出口对中国GDP的影响非常有限，去年净出口只占GDP的7%，增加投资完全可以抵消出口下降对GDP的冲击。由于在扩大就业方面，增加投资可能不能充分抵消出口下降所造成的影响，因而近期最大的问题将是失业扩大。其次，中国的公共债务仅占GDP的20%，2008年财政赤字也只有GDP的0.3%，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些都为进一步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创造了很好的条件。再者，经过多年的努力，目前中国银行业不良贷款率也比较低，这也为企业信贷的扩张创造了有利的环境。
世界银行东亚及太平洋地区中国和蒙古局局长杜大伟（David Dollar）则提出，为实现可持续的高速增长，中国有必要采取改革措施调整经济结构。首先，中国家庭储蓄率很高，主要是医疗、教育方面的强制性储蓄所致，政府应该改善社会服务以及安全服务，在财政政策上应更加倾向公共服务部门，促使储蓄转变为消费。其次，拓展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中国居民不投资是因为没有好的渠道，中国的银行为企业所提供贷款利率很低，企业利润越来越高。利率自由化对中国是有好处的，要在审慎监管情况下让企业去发债，以扩大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渠道。最后，要注重服务业的发展。中国经济增长要很大程度上要依赖服务的发展，未来应该通过放松服务业管制，让私营投资者进入，增加投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