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18-19日，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联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策对话倡议组织与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共同举办“全球货币体系改革”国际研讨会。参会者一致认为，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势在必行。尽管目前的全球失衡和经济不稳定并非主要因它而引起，但现行国际货币体系显然无助于这些问题的解决。
一 、国际货币体系的总体架构
国际著名经济学家、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教授回顾了本次全球金融危机的起源，认为我们需要重新反思传统的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他指出，国际金融体系或者货币体系应该更好地配置资源和管理风险，但是在此次金融危机中反而放大了整个系统的风险。对于财政赤字导致贸易赤字的传统观点，斯蒂格利茨教授提出了质疑。他认为，事实上，因果关系是相反的。贸易赤字导致其他国家外汇储备的积累和资本流入美国，美国只有通过财政赤字才能弥补全球总需求的减少。斯蒂格利茨教授通过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发现大部分G7国家都是贸易赤字引致财政赤字。这意味着，储备货币国容易出现财政赤字。因为当一国货币是储备货币时，本国使货币的成本较低，这就导致一国有滥发货币的倾向。虽然美元本位制曾经运行得不错，但未来前景并不明朗。
斯蒂格利茨提出，美国的量化宽松政策造成全球流动性泛滥，全球储蓄没有配置到最有效的地方，这些问题都与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密切相关由于国际货币体系无法实现自动稳定和自我约束，多元化的储备货币体系是不稳定的。
(1)储备货币多元化很难摆脱特里芬难题，储备货币发行国所积累的债务削弱了该体系的可持续性。同时，一些国家积累很多外汇储备，在不同国家的货币之间进行选择 ,使得相对汇率变得不稳定。无约束的跨境资本流动是不稳定的主要来源,它会导致经济的剧烈波动。(2)储备的过度增长，削弱了全球需求，带来了通货紧缩的效应 。国际货币体系的这种通货紧缩倾向，源自于顺差国和逆差国的不对称性。在危机时期，逆差国不得不减少支出，而顺差国则不用。那些出于谨慎性动机而大量持有储备货币的国家是不会因为储备货币的多元化而减少其储备持有的，此会导致全球总需求减少。(3)从公平性来看，新兴市场以零利率贷款，以高利率借款，导致资金从贫穷国向富裕国转移。为了安全网而储存的外汇储备，使得本可以被花出的钱没有得到利用，造成极大的资源浪费。以 SDR 为主导的全球储备体系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一方面创造了购买力，扩大了需求，另一方面降低了不稳定性和投机性。因此，从多元储备体系向全球储备体系(global reserve system)过渡，是一种可行的方式，并将有效提升全球体系的公平性和稳定性，促进全球经济增长。
斯蒂格利茨进一步提出，构建一个合适的全球货币体系，需要在政治上采用非一致同意原则。也就是说 ,即使改革方案不能达到所有成员都一致同意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得到实施。比如，东亚区域货币合作中的清迈倡议。斯蒂格利茨对未来全球金融体系改革的建议包括：(1)加强资本充足率、杠杆率、顺周期性等方面的金融监管，关注影子银行体系、对冲基金等具有系统重要性的金融机构。(2)不要把国内政策与全球政策分开。在一个全球化的经济中，各国的政策都具有全球影响，我们应该加强全球合作。(3)需建立债务重组机制，成立安全网以预防危机。(4)加强跨境资本流动监管、资本账户管制和汇率监管，不能脱离监管来讨论均衡汇率；（5)建立一个全球性的金融机构，扩大特别提款权的发行，并将逐步替代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比如，每年发行2500 亿美元的SDR 不会引起通货膨胀。分配SDR可以有多种方式，根据气候变化来分配也是其中的一种。(6)采取逆周期方式，应对信贷渠道的阻塞敏感。金融危机时，由于银行体系的崩溃，货币虽然不能转化为信贷，货币当局也应该给银行注入流动性。
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国家外汇管理局局长易纲探讨了历史上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改革的尝试 ,深入剖析了当前国际货币体系的缺陷，包括储备货币汇率的大幅波动、资本流动规模巨大且波动频繁、全球流动性的此起彼伏 、储备货币发行国经济政策的外溢效应以及全球经济失衡的持续扩大。他指出，伯南克曾说世界其他国家的大量资本流入到美国，超出了美国的应对能力。但是,其实这些流动性是首先由美国而产生的，然后又回流到了美国，我们应该来完整地看待这个循环。易纲对国际货币体系的未来前景进行了展望，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从短期来看，应考虑全球储备货币发行国的货币政策的溢出效应，特别是对发展中国家的溢出效应，加强对国际资本流动和全球流动性的管理 ,提高对储备货币发行过程的监督和约束，加强区域金融合作，提高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设施，改善全球经济治理结构。从长期来看，重建国际货币体系，实现储备货币多元化，提高SDR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推动特别提款权的分配和定值，使SDR篮子能够更好地反映变化的全球经济新格局(新兴市场国家的发展速度也大大地快于发达国家的发展速度)。摩根大通国际部门(JP Morgan Chase International) 董事长JacobFrenkel先生在评论中提出，纪律约束应包括对储备货币发行国和为对付通胀而贬值国家的约束，仅仅象征性的改正无助于实际问题的解决。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院长、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张礼卿教授认同斯蒂格利茨委员会报告的观点：当今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性是由于政策协调失误造成的。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有三个方面的缺陷：一是特里芬难题；二是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的货币政策目标与全球金融稳定目标存在着冲突。美国完全根据自己的经济稳定目标来制定货币政策，而完全不顾它的扩散效应，很有可能对国际金融的稳定产生不利影响。三是在现有的国际货币体系下面，很多新兴国家不得不积累大量美元储备，资本大量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对此 ,张礼卿教授认为可以分为短期和长期两个方面改革国际货币体系。在短期内多元货币体系更具现实性但是仍不稳定，因此需要加强政策协调，G20应该在这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长期改革方案是建立全球储备货币，特别提款权是一个选择，但它是否能实现取决于供给和需求两方面。供给主要是IMF需要定期发行和分配SDR，需求主要是鼓励以 SDR 计价的债券发行、鼓励 SDR 在私人部门使用以及将SDR 作为全球储备货币使用。超主权货币即使不能完全取代美元,对于克服当前的货币体系缺陷也是很有意义的。问题是, 如果没有相应的全球治理结构改革，超主权货币是不可能形成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联合国货币与金融改革委员会委员 José Antonio Ocampo 教授提出，在极端的固定汇率制与浮动汇率制之间存在一个多元货币体系，以特别提款权作为主权货币有助于维护这种货币体系的稳定性。理想的全球货币体系，应该具有一个处于中心地位的全球性基金 ,外围是区域性和次区域性基金。作为区域性基金，清迈协议代表了全球货币合作的区域形态。理想的储备货币体系应该建立一种汇率区间，降低主要货币之间的汇率不稳定性。
二 、特别提款权的改革与前景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联合国货币与金融改革委员会委员 José Antonio Ocampo教授主张实施单一特别提款权账户方案。他指出,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有三方面问题需要考虑。首先是通货膨胀趋势；二是解决特里芬难题；三是体系内的权益如何分配。SDR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尽管它不是唯一的方式。(1)IMF任何一笔交易都应该基于SDR,最简单的方式就是把 SDR 的分配作为中央银行储蓄放在 IMF。IMF应该是基于特别提款权的组织 ,特别提款权的分配应该与中央银行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存款相挂钩。基金组织可以像中央银行一样进行借贷而不是依据份额或安排进行借贷.这都使得基金组织与国家问题联系得更加紧密。(2)逆周期的特别提款权发行是问题的核心，使危机时期的分配能克服凯恩斯的通货膨胀问题。(3)所有国家应该分配SDR，但那些没有充足储备的国家可以从富余的国家借款。发展中国家需要更多的SDR，建议将 80 %的SDR 分配给发展中国家，20%分配给发达国家。如果仍采用按份额分配的方式，那么应设计另一种方法使需要更多外汇储备的国家可以获得特别提款权。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黄益平教授认为,特别提款权的货币篮子应反映世界经济的真实情况。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应该被加入货币篮子,人民币是最有潜力进入这个货币篮子的货币。如果人民币能够进入 SDR 货币篮子 ,将有助于加快国际货币体系改革。中国应该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快速放开汇率管制，推进资本账户有条件的自由化。目前中国资本账户还没有开放包括债务融资、直接投资和证券投资。其中证券投资最为复杂。
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资深研究员 John Williamson 的改革提案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BarryEichengreen 教授的提案相左。Eichengreen的提案设想是 :特别提款权为自由浮动的私人货币 ,没有基础篮子,由市场决定资产。Williamson 的提案包含了更广泛的特别提款权分配 ,使它日后能够成为更重要的储备资产。他提到在这个过程中，大国出于预防性动机积累储备很重要。同时，Williamson相信基金组织应该被授权在危机时发行更多的特别提款权。现在分配特别提款权有很多障碍，其原因是，发展中国家没有把它看成是预防性措施 ,而看作是摆脱发达国家的手段。如果特别提款权利率能以其他方式确定，那么这个问题就会得到改进。只有当特别提款权成为公共资产时这个问题才能避免。Williamson认为，只有当特别提款权成为公共资产时 ,人民币才应被进入货币篮子。
关于特别提款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前景。魏本华认为如果想把特别提款权转变成为硬通货, 就不得不准备着时刻对其进行支付。如果其他新兴市场国家想要加入篮子，他们不得不准备成为危机时的贷款人。美国不想扩大特别提款权的分配 ,因为他们想在其他国家需要他时能够进行支付。John Williamson认为如果想扩大特别提款权在体系中的作用，就必须有一个足够大的分配数额。Josentonio Ocampo相信美国不会按照 Eichengreen的提案改革,因为特别提款权如果变成私人资产，其数量变得更多了，这不符合美国的利益。SK中国研究院院长 Yunjong Wang 先生提出，特别提款权只具有象征意义，而不能在市场上广泛使用。不可自由兑换货币,如人民币,应该加入到篮子中，但是这对于一些新兴国家如韩国仍是没用的。目前为止，没有具体的方法来在金融交易中使用特别提款权，对于新兴市场国家也没有明显的收益。现实中没有人想失去收益。
Joseph Stiglitz 教授指出 ,很多人将全球储蓄过剩与金融危机联系起来，实质上是转移危机后的矛盾。有很多方案可以解决全球储蓄过剩，其中之一就是特别提款权。特别提款权应该是公众的，发展中国家有责任将其在国内转变成购买力。特别提款权不会解决所有的目标，会议讨论应该导向创建一个有效的全球储备体系。更多的特别提款权应该按照Williamson提供的方案分配，同时加入考虑气候变化的因素。
三 、多边货币体系与人民币国际化
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Wing Thye Woo 教授认为，储备货币多元化和人民币国际化的益处在于降低外汇市场交易成本，而不是降低国际货币体系的不稳定性或者提高货币体系的公平性。人民币国际化是一种必然趋势。第一，中国要将上海建设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就需要以人民币国际化作为后盾。但是国际化的货币并不意味着一定能够成为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比如伦敦是世界上第二大国际金融市场，但是英镑并非最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第二，中国和有密切往来国家之间相互持有对方货币，人民币已经开始国际化进程。由于国家之间相对经济实力的变化，中国的GDP预计在2027 年追上美国的GDP。由于中国出口占 GDP 的比率是美国的两倍，从贸易结算来看，人民币将更多地作为结算货币。第三,考虑到生产的分散化，供应链采用共同货币以保持成本可控。考虑到大部分的终端产品都在中国制造因而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可能性极高。
Wing Thye Woo 教授指出，储备货币多元化也是一种必然趋势。第一，美元不能很好地发挥货币的价值储藏职能。第二，由于互联网络具有强大的竞争力 ,采用多种货币进行结算的能力不断地提高,储备货币多元化不可避免。储备货币多元化能否实现取决于未来中国和美国之间的政治关系。
张礼卿教授指出，考虑到超主权货币的形成需要世界各国达成共识,只能在长期实现。储备货币多元化在短期内更具现实性，中国应该寻求短期和中期内的人民币国际化。人民币国际化基本上是以市场驱动为基础的，人民币国际化有助于全球金融稳定。第一，如果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意味着多元储备货币体系中竞争加剧，这会约束主要储备货币发行国的货币发行政策，减少全球货币失衡。第二，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特里芬难题。第三，人民币成为储备货币,可以分享铸币税，大幅减少对外贸易和投资的货币错配 ,降低宏观经济的不稳定性。第四, 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推动中国国内经济金融改革，特别是金融市场的改革开放。第五,人民币国际化有利于促进亚洲货币金融合作。当然，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账户开放有很大的风险,应该渐进式改革 ,并高度警惕建立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的风险。无论是在境外人民币市场的发展还是在境内有限度地开放人民币业务，都需要加强风险控制。
泰国前财政部长Chalongphob Sussangkarn 先生指出，出口企业使用人民币结算，意味着其他国家要用人民币来支付，这就要求大力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人民币国际化意味着中国应该有不受限制的离岸市场 ,外国人可以投资于以人民币计价的债券。由于中国有大量的贸易盈余，如果其他国家想持有人民币 ,中国就必须让资本流动，允许外国人发行人民币债券，这会存在很大的风险。如果一个国家本身的经济总量或储备不够大，那么这是非常危险的。中国应该慎重考虑货币国际化的步伐，而且要时刻注意离岸中心，避免遭到冲击。美元被广泛运用是因为它的货币市场具有足够的深度和广度，从而使用美元的成本很低。如果其他国家没有发展新的替代货币，那么东亚走出使用美元的空间就很有限了。斯蒂格利茨教授也指出，对中国而言，金融市场开放和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必须谨慎从事。
易纲指出，中国外汇储备管理多样化的原则是根据贸易状况、投资状况、结算状况、外债状况和经济发展的多样化来决定的。中国的资本账户可兑换在过去的几年有了极大的发展，并且在今后会稳步地推进这一进程。最近在跨境贸易结算中人民币被更多地使用，主要是由市场推动的，表明市场对于人民币的需求增加。中国政府只是放开了过去的货币结算限制，并没有大力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人民币进入 SDR 货币篮子和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没有必然的联系，在可预见的未来，SDR仍然是实际意义大于象征意义，人民币国际化并不像美元和日元那样过渡。人民币资本项目可兑换没有一个官方认可的时间表，中国政策环境只允许其稳步和渐进式推进。无论人民币是否进入SDR,中国都将稳步推进人民币的可兑换。对于中国这样存在很多资本管制的国家，一个奇怪的现象是，人民币离岸市场汇率非常接近在岸市场汇率。易纲指出，尽管很多人认为人民币是低估的，但事实上它很接近于均衡价格。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世界经济学会会长余永定研究员讨论了中国巨额外汇储备的安全问题与中国的货币政策选择 。他指出，美国在开动印钞机在不断地印钞，一旦美元债券出现危机，那么中国巨额的外汇储备将遭受巨大的损失，而且中国的外汇储备的币值目前也在遭受着巨大的损失。面对这一现实状况，中国有三种政策选择：推动区域金融合作 ;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进程 ;改革国际货币体系。但是目前这些措施都需要很久才能实现。余永定认为人民币汇率并没有低估，中国目前急需做的一件事情就是改进资本管制的方式，放开对于人民币汇率的管制，让人民币汇率完全浮动。放开人民币汇率也许会带来人民币汇率的超调现象，但这只是暂时的。而且，现实也告诉我们，放开人民币汇率不会对出口企业带来太大的损失。因此，中国政府应该放开人民币汇率看看会发生什么。当然，中国政府应该保留干预外汇市场的权力。
密苏里大学堪萨斯分校和列维研究所Jan Kregel教授讨论了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第一 ,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必要性。当今国际货币体系不稳定，汇率波动剧烈，同时，积累的巨额外汇储备面临美元贬值的风险。第二，人民币成为国际货币的可能性。人民币要替代美元 ,达到美元的供给规模，中国经常项目逆差应该达到 GDP的 15 %(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占GDP的5 %，其经济总量大约为中国的3倍)，这意味着中国必须改变目前的贸易发展战略。第三，在金本位下，私人机构起到了汇率稳定的职责。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下, 政府部门起到了稳定的职责。如果要创设新的货币，应该尝试用私人部门来稳定汇率。然而，目前私人市场机制能取代政府命令机制吗?
英国安石(Ashmore)投资管理公司公共部门投资顾问业务主管 Ousmene Mandeng 同样赞成多元货币体系，并支持创造一个实际性提案达成这个目标。他认为，多元货币体系不仅适宜而且可行，因为减少对于一种货币的依赖有助于减少风险。中央银行储备将成为推动这个提案的有力工具。对现有体系缺陷的认识是建立一个新体系的推动因素。从现在来看,即使中央银行想在危机期间动用其储备，但也不可能行动，因为这可能会带来储备的崩溃。货币的干预应该通过一个普遍认可的基金来完成(类似于替代账户或亚洲债券基金)，这个基金的规模最小应是 5000 亿美元，这样会使协调更有效。
SK 中国研究院院长 Yunjong Wang 先生提出，日本和韩国企业用人民币作为结算货币的总量出现急剧增长 ,因为韩国和日本企业在中国都有自己的子公司，使用人民币结算使他们获得很大的收益。人民币国际化仍处于初级阶段，为打好基础，它应该能被用于贸易和金融交易中。使用人民币结算，中国进口商将不再面临进口货物时的汇率风险。关键是中国市场的出口商必须要接受人民币。韩国母公司能用人民币进行期货交易, 但是人民币利率要高于美元利率。很多国际结算通过平行贷款方式，因此韩国出口商必须为人民币交易支付更高的贴现率，因为人民币贴现率高于美元贴现率。经中国政府批准,目前香港和美国的公司在香港市场上发行人民币计值债券，但韩国公司极少获得批准。人民币没有实现自由兑换, 并不是阻止人民币国际化的屏障。估计 2-3 年后，中韩之间10%的交易将用人民币结算。如果按现在的势头发展，10年后30%的交易将用人民币结算。然而，在全球货币体系中，理想和现实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四、区域货币合作及其对全球货币体系的影响
泰国前财政部长Chalongphob Sussangkarn 先生提出，从全球体系来看，IMF是主要的全球机构。对规则制定的垄断权以及对国家进行援助使其占据了重要地位。然而，在1997年东亚危机后，由于其处理问题欠佳,它的可信度受到损害。美国和IMF坚持让泰国给予贷款人完全保证。但是，沿着这条线思考，同样应该指责外国贷款人，因为他们对贷款也没有仔细分析。目前仍有国家怀疑 IMF在东亚危机后是否有所改变。正是出于这些担心，东亚国家开始货币合作。当日本首先提出亚洲货币基金的想法时, 时机不太好，日本没有事先与其他国家很好地磋商。在初次失败后，许多国家的财政部长提出了全球机构的重要性。清迈协议主要是作为一个双边互换的网络来运行的，并与IMF联系密切。对清迈协议的一个打击是，当韩国遇到流动性危机时，它并没有动用清迈协议，正是因为清迈协议与 IMF联系紧密。在东亚危机后，韩国就再也不愿涉及与IMF相关的项目了。
SK中国研究院院长Yunjong Wang 先生提到了日本试图建立亚洲货币基金, 但是这个建议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否决了。另一个阻碍是中国不愿建立一个独立的亚洲区域货币安排。直到亚洲发展银行研究院建立后，它们才同意参与清迈协议。不幸的是，10年中这方面的进展很少。展望未来,亚洲区域金融安排前途渺茫。
德国发展研究所高级经济学家 Ulrich Volz先生提到兼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区域金融安排(RFA's)的作用，它们之间不应被视作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相互补充的关系。应找出方法使它们能够相互合作。一个重要的方面是使区域金融安排成为全球金融架构和治理改革中的一部分。
Jan Kregel 在评论中强调了许多发展中国家遇到的悖论。各国不想从IMF借钱，也不想从区域组织中借钱，因为区域组织与IMF存在联系。为了能够自给自足，国家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使它们不必求助任何人。然而，当危机到来时，它们又不愿使用自己的外汇储备，最终还是向美联储求助。各国处于尴尬的境地，因为当其动用储备时，预示着它遇到了金融问题。这会导致世界对其经济失去信心，市场上的自我实现的资本流动会给经济产生实质性的损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