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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Institutions and FDI Location Choice: the Role of Cultural Distances

作者：Julan Du, Yi Lu and Zhigang Tao

单位：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and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原文刊发：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2012, 23(3):210-223.

摘要：本文使用中国大陆外商投资企业的数据，比较了从六个主要来源国家或地区（香港、台湾、美国、欧盟、日本和韩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在区位选择时对经济制度的敏感度。本文发现，来自与中国大陆文化距离越远的外商投资企业越反感在经济制度较弱的地区进行直接投资。此外，相较于合资企业的形式，全资外商企业的这种特点更为突出。

一、背景及问题提出

作为全球化进程的核心部分，外国直接投资（FDI）在过去几十年中已经大大改变了世界经济的格局。吸引外国直接投资流入被置于大多数国家的议程的首位。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决定因素长期以来一直被学术界和决策者所关注。关于什么因素和政策最能影响跨国企业（MNEs）在全球市场中的位置决策，仍然有很多争论。传统观点强调集聚经济，市场规模，税收，贸易政策，汇率和利率政策，生产成本以及基础设施充足性等对FDI地点选择的影响。最近，外国直接投资东道国的经济制度状况受到了广泛关注。经济制度是指确保市场经济平稳运行的制度的各个方面，例如合约实施，产权保护，政府效率和政府对商业运作的干预等。

本文在考虑更常见的因素，如集聚经济，生产成本和基础设施等的基础上，研究经济制度对于FDI位置选择的重要影响。特别是，本文还根据母国和东道国之间文化差异的程度，分析来自不同国家/地区的外商直接投资的区位选择对东道国经济体制是否表现出不同敏感度。

文化相似性在外商投资企业（FIE）对东道国当地制度的适应性有重要影响。来自与东道国文化相近的国家或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可能会更容易适应东道国的不同体制。换句话说，文化相似可以减轻制度差异对FDI进入的负面影响。例如，来自香港和台湾的外商投资企业在进入中国大陆时虽然遇到了完全不同的制度环境，但是，由于具有相同的语言和文化传统，这类外商企业可以迅速学习如何建立与大陆官员的联系。因此，本文认为，来自与东道国文化相近的国家或地区的外国直接投资企业可能会更容易适应东道国当地市场、制度和商业环境。因此，当他们对直接投资地点进行决定时，他们对当地经济制度不太敏感。

本文还进一步探究了区域经济制度对合资企业（JV）和全资企业（FOE）（即跨国公司的子公司）在直接投资选址决策时的影响。在进入模式方面，FDI存在多种形式。在本文的数据样本中，外资企业通常与当地公司合作建立合资企业或建立全资子公司。通常来说，合资企业的当地合作伙伴可能有助于其与地方政府打交道，克服当地经济体制不足所造成的障碍，以便平稳地进行业务运营，而FOE企业必须自己应对地方政府。因此，本文预期FOE企业在区位选择时对区域经济体制的敏感性要高于合资企业。此外，根据FIEs母国与中国大陆的文化差异性（文化距离），本文预期来自不同国家或地区的合资企业和全资企业在选择直接投资区位时对区域经济制度的变化表现出不同的敏感性。

二、实证模型及变量说明

本文采用离散选择模型来研究文化距离的作用。该模型的基础前提是FIE选择的投资区位必须在所有可能的位置中可以为该企业提供最大利润。πijt表示企业i于时间t在区域j进行外商直接投资；Ijt-1表示区域经济制度；Xjt-1表示区域j其他可能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的因素，包括集聚经济等；Dhct-1表示企业i所在国家或地区h与中国大陆的文化距离；εijt为干扰项。其中，区域经济制度与文化距离交叉项的系数δ是本文要重点关注的，它反映了与中国大陆具有不同文化距离的国家或地区，其外商直接投资在进行区位选择时，对东道国经济体制的敏感度的高低。

那么，企业i在区域j进行外商直接投资的可能性表示如下：

在误差项满足一定条件的基础上，上式可以简化为：

接着可以用条件Logit模型，探究每个因素对于企业区位决策的影响。

本文衡量某地的经济制度状况时主要采用了以下四个指标：知识产权保护、商业操作中的政府干预度、政府腐败以及合约执行。合约执行取决于地区的法律机构及执法力度，本文采用的衡量指标为私企问卷调查中认为“会采用法律途径解决商务纠纷”的企业所占比例，稳健性检验中采用的衡量指标是某地律师人数占该地全部人口的比例；知识产权保护采用的衡量指标是地区人均已批准的专利数量的自然对数，稳健性检验中采取的是Fan-Wang-Zhu在2003年提出的分类指数；政府干预度采取的衡量指标是问卷调查中，在遇到商业纠纷时会寻求政府保护的私企经营者所占比例，稳健性检验时采取的是Fan-Wang-Zhu提出的以企业管理者与地方政府机构打交道所用时间为基础而构建的分类指标；政府腐败的衡量指标是问卷调查中，对问题“你认为是否有必要对地方政府腐败采取更严格的政策”回答为“是”的私营企业主所占的比例。本文衡量文化距离时，采取的是霍夫斯泰德文化价值指数。

三、实证结果

实证结果显示，经济制度会对区位选择产生显著作用，并且来自不同文化距离的国家或地区的外商投资企业对经济制度的敏感度不同。合约执行会产生负向影响，并且这种影响会随着文化距离的加大而削弱；政府干预会产生正向影响，也会随着文化距离的加大而削弱；知识产权保护会产生正向影响，这种影响会随着文化距离的加大而增强；政府腐败会产生负向影响，这种影响会随着文化距离的加大而削弱。

分组回归的实证结果表明，全资企业（FOE）在区位选择时对区域经济制度的敏感性要高于合资企业（JV）。

四、结论

本文第一次系统研究东道国的经济制度对FDI区位选择的影响及文化距离对其敏感度的影响。此外，与一些关于经济制度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影响的跨国研究相比，由于仅以中国大陆为东道国，本文的研究控制了国家间政治制度，文化和语言，公司税收政策以及国家贸易和投资政策之间的差异。

本文发现母国与中国大陆文化距离越远的FIEs越不愿意在经济制度较弱的地区进行直接投资。此外，相较于合资企业（JVs）的形式，当外商直接投资是全资企业（FOEs）的形式时，这种特点更为突出。

本文的研究对转型经济体和发展中经济体政府加强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经济制度会产生重要的政策影响。由于东亚经济体，如日本，韩国，香港和台湾，是中国大陆最大的FDI来源地，本文对来自不同主要来源国家或地区的FDI的比较分析，将有助于东亚政府和东亚跨国企业更好地了解制度及其他因素对FIEs在中国大陆进行FDI时选址决策的影响。东亚FDI来源经济体的政府和跨国公司都可以敦促中国政府在国家和地区层面改善其制度基础设施，从而改善投资环境。同时，鉴于制度结构可能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改进，东亚政府和跨国公司可以利用其文化与中国大陆相接近的优势来克服制度障碍，探索巨大的中国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