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20年12月18日，由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中央财经大学全球金融治理协同创新中心、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共同主办，双威大学杰弗里·萨克斯可持续发展中心、第一财经研究院和普华永道中国协办的“届亚太经济与金融论坛”成功举办。本届论坛主题是“情时期全球经济的恢复与结构性变化”。会议特邀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所院长李向阳教授发表主旨演讲。本文根据演讲内容整理。

李向阳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所院长

最近我看到中国经济学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进入后疫情时期，中国将成为全球资本的避风港。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在后疫情时期将面对全面的去中国化。这两种观点背后有一个共同需要讨论的问题，就是疫情冲击的性质。

  新冠疫情作为一种冲击，它在经济学意义上是什么性质？从形式上来看，毫无疑问它是一个外生冲击。如果我们认定它只是一个外生冲击，那么疫情结束以后，世界一切将回到原有的轨道上。但这种外生冲击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是否会转化为内生冲击？这实际上是国际学术界关心的问题。比如很多政治学家关心，在疫情阶段政府把权利扩大以后，是否会把这种权利重新还给民众。投资者的行为是否会因为疫情而发生影响，消费者的消费、储蓄行为是否会因此发生转变。因为疫情有可能会从外生冲击转为内生冲击，所以我们讨论后疫情时期各种各样的前景才有意义。

  第二个问题是全球价值链重塑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毫无疑问，全球价值链的重塑不是因为疫情。因为在疫情暴发之前，全球价值链重塑现象就已经出现。但是由于疫情的爆发，全球价值链重塑进程在加快。这种影响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技术进步。AI技术、自动化技术等新技术革命广泛应用所带来的直接结果就是企业对劳动的需求越来越少。麦肯锡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未来十年内全球现有就业岗位的30%可能会消失。可以说所有的企业都表示因为疫情要加大对技术的投入，尤其是加大对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的投入。这样会进一步降低对劳动的需求，那么这和全球价值链重塑有什么关系呢？因为我们知道以往全球价值链在全球化上升阶段，它的延长主要是要利用不同国家劳动力成本的差异。那么随着对劳动需求的下降，企业利用不同国家劳动力成本或工资水平差异的动力就会下降。

  二是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的强化。这一点从特朗普执政开始就表现得非常明确。制造业的回归、贸易保护主义都充分反映出经济民族主义在强化。实际上不仅仅是美国，欧洲也在这么做。欧洲虽然是全球化的支持者，但两年前德国出台的《2030年产业政策》里，明确提出要把价值链更多地转移到欧盟的范围内，这显然是经济民族主义的一种表现。在疫情期间，我们看到这种趋势得到进一步强化。由于疫情的爆发，民众的边界意识、国家意识空前地提高。同时政府干预经济的范围和能力进一步扩大。因此，它们的相互作用会进一步促进全球价值链的重塑。

三是企业投资布局的标准在发生变化。在疫情阶段，全球供应链面对的一个巨大的挑战就是供应链的中断。目前很多发达国家仍然没有完全解决这个问题。在传统的全球价值链中，基于效率的考虑，各环节安排地非常精细，以求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比如为降低库存成本，企业实施及时管理体系，实现零库存。但是这样的高效率、零库存也使得脆弱性空前地提高。目前，国际学术界讨论的一个很重要的词叫“韧性”（resilience）。以往企业的海外投资是效率优先，现在人们更多地认为应该考虑韧性，就是抗击外部冲击的韧性要提高，至少应该和效率一样高。如果两者出现矛盾，甚至应该牺牲效率来维护韧性的目标。

  第三个问题是亚洲地区全球价值链重塑的方向是什么。全球价值链的重塑究竟往哪儿发展，有两种趋势值得关注。

  一是全球价值链缩短。以往的全球化是伴随着全球价值链的不断延长，因为分工越来越细，从国家间的分工到产业的分工，到产品内分工，甚至到生产工艺内的分工。而现在随着上述因素发生作用，全球价值链更可能会缩短。

二是全球价值链将围绕最终消费市场进行布局。即全球价值链将呈现出区域化的趋势。

回过头来看中国经济学界关于“去中国化”还是“避风港”的争论，双方可能都有其合理性。从全球价值链的缩短趋势来看，“去中国化”，尤其是在高科技领域“去中国化”是个不可避免的趋势。很多人认为拜登上台以后可能会改变特朗普以往的做法，但可能这是我们的一厢情愿，但是至少在高科技领域，拜登政府仍将会继续推动“去中国化”。这是中美关系性质变化所决定的，也是拜登政府致力于推动民主同盟外交政策的必然结果。上周欧盟委员会提出要跟拜登政府展开欧美跨大西洋的合作，其中一个很重要的目标就是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所以“去中国化”不会随着美国或者某个领导人的更迭而出现逆转。同时，中国又是全球增速最快的最终消费市场。如果双循环能够顺利实施，中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最终消费市场，因为双循环的核心目标就是要扩大国内的消费能力和消费市场。这就决定了国际投资者不会轻易地离开中国。

因此，全球价值链重塑对中国的影响可能会出现两种看似矛盾的现象。一方面，一些高科技产业的产业链会随着它的缩短或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压力而“去中国化”；另一方面，面向中国市场的国际资本又会大规模涌进来。在亚洲可能会出现两个平行的区域价值链：一个是面向以美国为最终消费市场的区域价值链，另一个是面向中国为最终消费市场的区域价值链。这是我们面临的一种新型国际经济环境，并注定会对未来双循环战略的实施产生重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