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月27日上午，由中央财经大学国际金融研究中心和全球金融治理协同创新中心主办的“全球金融治理系列圆桌会议之二：跨境资本流动管理的新趋势”在我校学术会堂604成功举行。中心主任张礼卿教授主持了会议，演讲嘉宾包括CF40高级研究员管涛、国新国际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孙鲁军、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室副主任肖立晟、金融学院苟琴副教授。在校师生和校友共计50余人参加了会议。

　　张礼卿教授首先阐述了会议背景和主题。他指出，在过去近百年时间里，对于资本管制的态度，国际上的主流观点经历了反复变化。在1944年签署的IMF协定中第六条款规定，面临跨境资本流动冲击，一国应该实行资本管制。在其后的20多年里，资本管制事实上成了流行的政策工具。70年代后，资本流动自由化渐渐成为主流政策思维，IMF甚至计划在1997年9月的年会上对第六条款做出修改，要求所有成员国积极推进资本账户自由化。然而，东亚金融危机无情地打断了这一计划。经过10多年反思，IMF终于在2011年阐明其新的官方立场，承认资本管制在一定条件下应该成为可选的政策工具。

　　我国的资本账户自由化进程开始于本世纪初。根据IMF的统计，在过去16年里，我国的资本账户从70%不可兑换，演变为90%全部或部分可兑换。在2012年，关于是否应该加快开放，一度出现了比较激烈的争论。2015年，汇率动荡发生之后，资本管制有所加强，出现了一些反复。总结国际和国内的政策实践，结合当前和未来一个时期的发展趋势，我们迫切需要回答以下一些问题：当前中国是否应该加快资本账户开放？扩大资本账户开放对国内金融风险的防范意味着什么？从长远看，应该如何建立一个跨境资本流动管理的政策框架？如何对跨境资本流动进行分类管理？如何更好地体现逆周期管理、宏观审慎监管等新的政策思维？这些问题的解答，对于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不断改进跨境资本流动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CF40高级研究员、原国家外汇管理局国际收支司司长管涛发表了“要不要管理资本流动：这是个问题”的主题演讲。管涛指出，资本流动不仅受基本面因素的决定，还受市场情绪的影响。因此，我国需要采取资本流动的管理，并且过去的管理总体上有效。在面临资本流出时，应对政策面临新“不可能三角”，即汇率政策、外汇干预和资本管制三者不可兼得。他提出，资本流动管理要讲求艺术和技巧，在遵守国际规则的基础上，充分运用规则提供的空间，实施市场友好型的资本流动管理措施。资本管制要有别于国际收支危机状态下的国际收支保障条款，遵守已经承诺的国际义务。辅之以可信的价格信号，可以提高资本流动管理的有效性。

　　在评论发言中，国新国际投资有限公司董事、原国家外汇管理局资本账户管理司司长孙鲁军针对我国的跨境资本流动管理发表了精彩见解。他指出，长期以来，我国对跨境资本流动的管理是非对称性的（宽进严出或宽出严进），而且常常滞后于市场，这使得管理的代价很高。目前，我国尚未建立起健全的市场预期管理机制，资本流动管理主要依靠行政手段，未来应该向价格手段转变。同时，要提高政策透明性，让国际市场理解我国的政策，以此合理引导市场的预期。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室副主任肖立晟从汇率的角度分析了我国近年来的资本管制的情况。他指出，“811汇改”后的外汇市场波动，资本流出主要是预期引起的。这也是目前人民币汇率不够市场化的结果。而汇率非市场带来了资本管理的高额的行政成本。因此，未来我国汇率制度应该向着更加市场化的方向发展。

　　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院苟琴副教授介绍了她编制的我国资本账户管制指数。苟琴指出，现有的各种资本管制相关指标仍然存在一些缺陷，因此构建高频细化的资本管制指数很有学术和现实的意义。苟琴介绍了她所设计的资本管制指标，该指标与我国近年来的大事件基本符合。

　　最后，张礼卿教授做了总结。与会的专家和学生进行了充分的交流和讨论，会议取得了圆满成功。